摘要：周建人是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周建人（1888-1984）一向被视为民主人士，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曾经担任过民进中央主席，但他同时又是中共党员。“文化大革命”以前，周的中共党员身份是保密的，就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少人知道。这一特殊的身份与地位，使他比一般的党外人士对国情了解得更多，却又比不少党内同志显得更加清醒。 　　1968年3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经周恩来提名，周建人被结合到浙江省革委会任副主任，1969年3月，在和浙江省赴京汇报团集体谈话时，周总理明确指出：周建人是党员，又是民进（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简称）。他是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加入共产党的，是党要他去民进的，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周建人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连任至十一届中央委员），许多局外人士这才恍然大悟。其实早在中共建党初，周建人就与中共领导层发生了密切关系。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瞿秋白、杨贤江（曾参与领导五四运动和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侯绍裘（时任松江女子中学校长，1923年入党，1927年牺牲）等人都是周建人的好朋友。世人都把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传为美谈，却很少有人知道周建人与瞿秋白交往更早，关系极深。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其中侯绍裘被装在麻袋里，用乱刀戳死，再扔进江里。面对这血淋淋的惨案，周建人义愤填膺。沈雁冰和杨贤江的身份很快暴露，为免遭不测，被迫出走。 　　1927年10月，鲁迅刚到上海，领导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当时鲁迅与共产党人已有很多往来，但在白色恐怖下，他们的联系不能公开进行，往往由不太受人注意的周建人担任中介和联络。一段时间瞿秋白在上海，有时住在鲁迅家里，有时住在周建人处，有时候则住其他地方，时常转移，住址是不公开的。有时瞿秋白写信给鲁迅，往往先用化名寄给周建人，再由他转交给兄长。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在监狱里化名“林祺祥”，分别给周建人与鲁迅写了求救信，周氏兄弟急忙通过蔡元培先生等展开营救。南京上层人士就是否杀瞿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最后杀瞿派占了上风，瞿秋白遇害。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瞿秋白是把周氏兄弟作为最信赖的同志和挚友来看待的。 　　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陈云也在该馆工作，任经理部经理，两人尽管工作性质不同，但经常见面，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后来瞿秋白来上海避难，悄悄住在鲁迅家里，就是由陈云奉命把瞿秋白接去送到苏北解放区的，周、陈两人对此事都心知肚明。 　　抗日战争期间，周建人留在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又在储能中学（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据点之一）教书，同时秘密组织了马列主义读书会。当时他贫病交困，处境十分困难，一些汉奸办的报刊曾拉他写稿，答应付以厚酬，但遭到周建人的严词拒绝。他一度打算到苏北解放区去，并设法托人传递信息。正在苏北新四军担任军长的陈毅知道后立即派一位姓齐的秘书前去探望，送给周1000元钱，并告诉他：解放区生活十分艰苦，不利于养病，还是留在上海照顾妇孺，同时帮助安抚好鲁迅遗属。陈毅将军的雪中送炭，使周建人又一次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温暖，并且永志不忘。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周建人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赵朴初等成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周建人加入民进一事，事先得到中共上海党组织充分支持。 　　1946年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发动近10万群众集会，欢送以马叙伦为首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作为民进领导之一的周建人始终处在一线指挥的位置，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与警惕。而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则是这场反内战行动的二线指挥。这段时间，周恩来往返奔波于南京与上海之间，不但洞察事态的发展，而且亲自批准了这场示威游行计划。 　　1948年4月，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周建人由他的老战友、老党员艾寒松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按党章规定，入党需要两位党员介绍，还必须有预备期，但周建人入党时只有一位党员介绍，也无预备期。这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根据党对周建人的了解与信任，经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由中共中央特批的，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为有利于在国统区的活动与斗争，周建人一直没有公开过自己的党员身份，连他的妻子与女儿也不知道。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艾寒松这个人物。 　　艾寒松（1905-1975），原名艾涤生，江西高安人。少年离校，1930年复旦大学政治系毕业。同年以“何敬之”的笔名写了一封长信给邹韬奋，讨论有关青年与国事问题，得到邹的赏识，将信刊登在邹所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并且发表了“寻人启事”，终于找到了作者。“寒松”这一名字，就是邹韬奋为艾涤生取的。 　　1931年起，艾寒松开始在《生活》做编辑，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生活》周刊改由胡愈之、艾寒松负责，同年12月刊物遭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遭查封，后由杜重远出面，改办《新生》周刊，仍由艾寒松任编辑，沿用《生活》周刊原班人马，坚持《生活》周刊的办刊宗旨，邀请邹韬奋、胡愈之、章乃器、陶行知、茅盾、陈望道、曹聚仁、萧乾、傅东华、周建人为主要撰稿人，声誉日隆，发行量达到16万份。 　　1935年5月，由于艾寒松以易水的笔名在《新生》周刊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是个生物学家，没有实权，引起日方的抗议、交涉与威胁，杜重远被捕入狱。艾寒松经党组织安排，流亡到巴黎与莫斯科，参加由吴玉章主编的《救国日报》工作。抗战爆发后，艾寒松回国出任生活书店的总务主任兼编校主任。1938年3月，艾寒松由吴克坚（1900-1986）等介绍入党，周恩来派博古与他作了长谈。1939年9月，党组织派艾寒松回上海主持生活书店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任中共上海市文委委员，后又奉命去苏北根据地担任县委宣传部部长与《盐阜报》总编辑，直至抗战胜利后重回上海工作。解放战争期间，艾寒松通过编辑《民主》 《群众》 《新文化》等进步杂志，与周建人夫妇往来密切。 　　1948年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对中共地下党与进步民主人士的迫害更加疯狂，为预防万一，1948年10月15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建人一家由艾寒松夫妇陪同，悄然离开上海，乘船北上到达天津，然后又辗转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和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设宴，招待来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周建人偕夫人应邀出席，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相见甚欢。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入北平，周建人与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起到西苑机场迎接，随后又出席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于10月1日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除了介绍周建人入党外，艾寒松一生还有几件值得一记的大事：一是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可爱的中国》的手稿，就是由他通过地下交通渠道转交给鲁迅的。二是他作为唯一的中国人，1936年在苏联参加了高尔基的葬礼。三是由他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曾经一版再版，发行量达千万册之巨，这在出版史上是很少见的。

摘要：蔡 元 培 三 章 　　绍兴是蔡元培的诞生地，他在这里启蒙，读书，结亲，交友，“初长成”，跨开了人生长途坚实的第一步，他留给故乡的故事太多太多。然而，蔡元培二十岁就去了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校书吗，“铸学斋”是徐树兰抑或徐友兰谁家的书斋，何琪是否是蔡元培的“同窗挚友”，等等，许多鲁鱼亥豕混淆难辨的问题，时不时地出现在当代出版的关于蔡元培生平的一些著述中，造成“硬伤”。究其原因，或因为粗率，或因为隔膜，非本地作者尤甚，本文略举例一二，绝无唐突高明的故意，于他们的巨著，这些“硬伤”几同白璧微瑕。作者自感作为蔡元培乡中后人，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准确的信息透露出来，以免重蹈一错在先百错在后的覆辙。举笔惶惶，亟望各方赐教。 关于徐友兰 徐友兰是徐树兰的弟弟，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生于绍兴城南栖凫村，小乃兄五岁。徐友兰长子徐维则说父亲“幼时，见先伯父执秃笔挥洒门壁间，辄喜跃旁观不肯去，虽至晚岁尤为致力。”（《先考培之府君年谱》藏浙江图书馆，以下引文均简称《年谱》）。小孩子喜欢到处乱涂乱划，三言两语写得有趣。 　　然据蔡元培撰《徐立瑜墓表》，称“徐府君，讳立瑜，字怀瑾，号玉庄，会稽人也。”“以兄子友兰为后。”原来徐立瑜无子，过继兄徐立庆子徐友兰为嗣子，俗称“兼祧”，栖凫东海堂《徐氏家谱》称徐立庆为“云房”，徐立瑜为“怀房”。所以，徐维则称徐立瑜为“先王父”（先祖父），徐立庆则为“先本生王父”，以志区别。因徐立瑜去世早，徐立庆一身二任，管顾两家。徐友兰六岁，他聘会稽杜葆初夫子来家授读。徐友兰十六岁，他迁居郡城大坊口，让树兰、友兰相伴读书于城北石家池畔密修禅院。徐友兰二十五岁时，他让徐友兰合资买宅水澄巷，如徐维则言，从兹“同居三十余年，门庭肃雍，长幼秩序，水澄之徐，最所称道。”（旧址解放后为绍兴人民银行）。 　　关于徐友兰与乃兄徐树兰的关系，徐维则说：“忆自咸丰之季，我诸伯叔祖经营商业，始得积有余资，于是先曾王母平均判（疑为剖）析以授。先王母时，大要悉由先本生王父综理之，故凡营业经商，或出资购宅，与夫家内外之计划，事无巨细，莫不命府君共之，盖先本生王父握其主要，固未尝有所轸域也。自先本生王父卒后，府君复不忍以哀伤之际，与先伯父勾稽而区分之，遂至积数十年来终未有清理，而兄弟怡然出于至诚，又未尝不以同胞相视也。”（见《年谱》）直到“乙未岁”（光绪二十一年）兄弟俩始“言清厘之法而卒未定”，一直拖到徐树兰故世，徐友兰才让徐维则迁老虎桥，两家分开住。 　　蔡元培与徐树兰、徐友兰兄弟都有关系，先是在徐友兰的铸学斋作“伴读”。十一年后的光绪二十三年，徐树兰捐资创建绍兴第一所“洋学堂”——绍郡中西学堂，甫从京城归来的蔡元培成为学堂总理，开始与徐树兰有瓜葛。当代出版的一些蔡元培传记类著作，不知有徐友兰，把徐友兰的业绩也记到徐树兰账上，如：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元培二十岁，受聘于同乡徐树兰家校书。”（唐振常《蔡元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2018年4月再版）“十八岁至十九岁，蔡元培在家乡设馆教书，充塾师两年。二十岁应邀到同乡徐树兰家，为其校订所刻图书，共有四年。”（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这样的错误甚至《绍兴县志》也未能幸免，见其第三册四十一编人物，说蔡元培“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 　　蔡元培“少年时”就到徐树兰家校书吗？请看《蔡元培口述传略》的说法： 　　“孑民二十岁，读书于同乡徐氏，兼为校所刻书。徐氏富藏书，因得博览，学大进。”（据《蔡元培自述》，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第1版） 显然，二十岁的“少年”，似欠斟酌。还有，也不是徐树兰家。如果以为上文指代欠明，蔡元培还有一说十分明白： 　　“一八八六年我以田春农先生介绍，往徐氏为徐君以 伴读，并为校勘所刻《绍兴先正遗书》 《铸学斋丛书》等等。” 　　上文徐以 即徐友兰长子徐维则，蔡元培受聘徐氏，从契约关系而言，甲方是徐友兰，不是徐树兰。如电视剧《大宅门》里那样，公中是公中，各家是各家，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二兰”都为“徐氏”，然此徐不同彼徐，应注意区别。光绪二十四年（1898）蔡元培由北京辞官归来，他的《日记》写到过沪时“到南泥城桥访徐蓓之年丈。”徐蓓之即徐友兰，徐维则《年谱》写作“培之”，旧时避长辈名讳，有意缺笔。他是蔡元培的老东家，时在上海经商。蔡元培与徐维则同一年中乡试举人，故尊徐蓓之为“年丈”。到绍兴后，“看朗轩同至徐氏晤仲丈及以。”徐树兰，字仲凡，蔡元培尊为“仲丈”。蔡元培与连襟薛朗轩一道登门作礼节性的拜访。再过二日，“晚饭于以铸学斋，坐有朗轩、湄莼。”这才是叙旧，大宅门内两徐家明矣。 　　鉴于徐友兰少为人知，本文特据徐维则辑乃父年谱，摘录二三事如下： 　　徐友兰一如乃兄热心公益，如徐维则所说，自伯父徐树兰入都谒选，“凡吾郡公益，如义仓、善局及塘闸工程、备荒经费之属，昔为先伯父手所纪纲者，郡守皆属府君踵理之。府君独于同善局尤为注意。”光绪十四年秋，萧山海塘圮坏，徐友兰主持修筑，周行塘上，久暴烈日，遂成痔疾。余如修学宫、修兰亭、疏浚城乡河道等，不胜缕述。晚年复以新法为事，在沪郊置地百亩，创农业试验场，并命徐维则于栖凫办蚕学会，试验新法养蚕。光绪二十九年，与同志二人合购湖北矿山，为路矿事入都，南下泊旅顺港，值日俄开战，受惊悸成疾，终年六十三岁。 　　徐维则回忆乃父一番训诫，特别感人至深。时在光绪二十八年，徐维则以同知衔加花翎分发江西候选，年初过沪，准备为乃父“称觞”（徐友兰六十大寿），徐友兰谕徐维则曰： 　　“方今朝廷整饬吏治，推行新政，汝既领乡荐，复以议叙得官，深荷国恩，尤宜实事求是，勉图报答，况州县为亲民之官，勤求民隐，力持风教，是其职分，际此交涉日繁，困穷日甚，汝尤当以讲求中外法律，开辟地方利源为要务，毋懈毋忽，汝以报亲者报国，此其时矣，何尚此世俗虚文。”（据《年谱》） 好一篇文字，真是白头训子，语重心长，百余年至今还不失为一篇优秀的劝官箴言。 关于铸学斋 铸学斋是徐友兰的书斋，他在这里读书会友，校书刻书，为抢救保存绍兴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期间蔡元培的到来，与徐维则读而校，校而读，历时四年，蔡自言“学大进”，铸学斋令他受益终生。 　　当代一些蔡元培传记类著述，每每把“铸学斋”看作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有的甚至说“古越藏书楼”是由“铸学斋”基础上扩建而成，如： 　　“他家建有铸学斋，家中藏书几万卷，而且自行编订刻印典籍，后来据此扩建，成为古越藏书楼。”（刘然编著《蔡元培评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 类似例子还有，为节省篇幅不赘。 　　事实上徐树兰建古越藏书楼迟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蔡元培进铸学斋的时候，古越藏书楼连影子也未曾有。 　　关于“铸学斋”的历史，“铸学斋”主人徐维则有一段文字： 　　“府君平时喜收藏，凡旧抄精刻，石墨古金，法帖名画，有所见辄购庋八杉斋中，二十年来无少倦，及是更命维则广求之……凡数千百种。维则遂别辟精舍以藏之，名曰铸学斋述史楼。暇则府君 摩娑，讲诵考订，家庭之乐，无过是也。忆丁丑以来府君广求群书，镌诸梨枣，日有所增，岁有所出，积十余年已成数十种，择其未可单行者辑为《述史楼丛书》、《铸学斋丛刻》、《书衣玑屑》等，及是复搜求乡先著述，府君校而跋之，刻成《绍兴先正遗书》凡四集。又命维则历年访购更得数十种，将于异日次第续梓。”（《年谱》）   徐维则说乃父“丁丑”以来“广求群书”，至时已历十年，“摩娑，讲诵考订”，何等的认真辛苦。而从《绍兴先正遗书》卷首《征书启》，徐友兰说：“拾人遗文残稿而代存之者，功德与哺弃儿、埋枯骨同。”把校书刻书当作他又一项公益事业，其用志之坚，用力之勤，真可感天动地。据绍兴图书馆地方文献馆唐微老师说，“铸学斋”所校刻(下转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