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建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果说音乐是人类心灵的展示，那么，建筑就是人类凝固的音乐。　　传统中国的建筑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智慧，更是一段逝去的历史。作为越文化的记忆之一，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的本身，而应该是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　　一、巢居与干阑式建筑        人类为了生存与更好生活的需要，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地为构建自己的安乐窝而发明创造。从原始的穴居、巢居、半穴居，再到平地起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代表着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辉煌。《易·系辞下》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这是古人通过对建筑发展的考察，客观地反映出人类理性创造的过程。　　从原始的居住形式看，穴居和巢居的时间最长。考古发现中国式的穴居是远古先民们利用自然洞穴栖居生活的场所，如北京的山顶洞人、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等。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采用人工修建竖穴等形式，并上边用树枝棚盖，以避风遮雨。古代的学者们认为：“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大巢氏也叫有巢氏，中国上古时期发明巢居的伟人，所以韩非子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对于巢居，庄子曾经说过：“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自然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远古时期野生动物的数量要大大超过人类。在人与动物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严酷的生存环境促使人类想方设法来保卫自身的安全，巢居正是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之一。从我国建筑发展的历程分析，“巢居”确实代表着古代传统的建筑形式之一，与后来越文化地区出现的干阑式建筑密切相关，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　　事实上古人所谓的“巢居”实物已荡然无存，然而巢居的发展形式——干阑式的建筑却不断被发现，而且多在南方地区，尤其是越文化地区，是以浙江的河姆渡为代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在区分中国古代南北方建筑文化时提出：穴居，北方史前建筑的基本形式，例举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巢居，南方史前建筑的基本形式。“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建筑起于筑巢也许更确切些。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建造房屋的神 是有巢氏。”并且举出考古发现的浙江河姆渡的干阑式建筑为例予以论证。　　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空间，建筑永远是美的，人们对于自己的建筑寄予了种种希望和期盼，更重要的是建筑体现出人类的睿智。其中浙江省境内河姆渡文化的干阑式建筑，无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翘楚。作为越地建筑文化的源头之一，距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并且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省区（图1浙江省博物馆干阑式建筑复原）。图1　　河姆渡文化，因1937年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而得名。所说的干阑式（亦称干栏式）建筑，指的是用竹木搭建的房屋，这种房屋的建筑程序是先将木桩打入地下，然后在木桩上面铺版，再在版上立柱，采用榫卯结构搭建房屋。建好以后的干阑式房屋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具有干燥通风以及防范野兽等功能而多住人，下层堆放杂物和饲养牲畜。　　梁思成先生曾经提出：“中国建筑之原始，究起自何时，殆将永远笼罩于史前之玄秘中。”从精确程度讲，梁思成先生结论不无道理，不过，相对于考古发现而言，还是有希望接近初始。日本学者冈大路认为：“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伏羲氏以茨盖屋顶，黄帝时有草生于庭，以及巢于凤凰阁，游于麒麟囿等等，虽然显得有些用辞过甚，但由此可以使我们想象那时的木制的建筑物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考古发现早在7000年前古越人就已经掌握了木结构的建筑技术，尤其是河姆渡干阑式建筑中的构建连接榫卯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图2），与今天还在使用的榫卯技术相差无几，充分表现出古越人的聪明才智。图2　　越地初期的建筑，文献记载并不明确，只有大概而没有具体的描述，所谓“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此处所讲的“巢居”，正是越文化地区最早的建筑形式，只不过不是在树上，而是在树干之上搭建居处。有意义的是几千年前的认识，现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2002年12月浙江省海盐县仙坛庙遗址出土了一件刻画有干阑式建筑图案的陶器盖（图3）距今5000年左右，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的干阑式建筑形象，虽然寥寥数笔却十分简练，极为珍贵，现藏于海盐县博物馆。图3　　历史上越文化的干阑式建筑对东南沿海地区影响很大，成为当地主要的建筑形式。197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青铜铸造的干阑式建筑模型，再一次证实了越文化对东南地区的影响以及百越地区鲜明的文化特色。　　广西合浦干阑式青铜建筑模型，高37.3厘米，长79.3厘米，宽42.7厘米（图4）。模型为长方形的建筑结构，房屋的前面有走廊，并且围以栏杆，在屋里边有八根柱子。上边为悬山顶，有瓦脊、瓦垄和板瓦。房屋有双扇大门，可以开启，非常精巧，是汉朝青铜器的精品，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图4　　建筑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与环境的发展息息相关。东南地区水网密布多雨潮湿，只有高出地面才能少生疾病。所以干阑式建筑从浙江诞生一直流传到江西、江苏、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以及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至今仍在普遍使用。　　广西合浦干阑式青铜建筑模型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反映，代表着百越地区普遍的居住形态，尤其精美的铸造工艺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仿佛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影响东南地区的大越时代。　　二、越地半地穴式建筑的意义        世界上的建筑因民族、文化、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形形色色各具特色的奇形怪状。因此，建筑作为越文化的重要载体，当之无愧地成为越文化与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　　越文化是土著文化，长期以来由于传统文献资料的缺乏，制约着我们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建筑文化。近些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大量的考古资料为我们研究越文化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特别是浙江龙游县荷花山遗址、青碓遗址的发现，为考察越文化建筑的起源提出了有力挑战。　　龙游县地处浙江省的中西部，现境内面积为1143平方公里。依照传统的文献记载，龙游县的历史最早发生在商周时期，根据《逸周书·王会解》称：“于越，纳姑妹珍。”于越即句越，居住在会稽、余姚一带的越人。姑妹即姑蔑，今浙江龙游县，在历史上都属于“百越”的范畴。《国语·越语》也记载说：“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不过，姑蔑的出名则是在春秋时期，是作为当时的姑蔑国并且参与吴越争霸而出现在古越文化大地，又因其姑蔑人英勇善战著称于世。　　龙游县的荷花山遗址和青碓遗址，两处遗址的年代都在距今9000年以上，其中荷花山遗址年代偏早一些，在“距今 10000年至9000年左右”，早于河姆渡文化2000—3000年，大大突破了文献记载和以往考古发现的时段，成为探索越文化渊源的佼佼者。　　荷花山又称茶山，位于龙游县城东10公里左右的湖镇马报桥村的邵家自然村。荷花山的山顶高64米，山脚下高15米，遗址在山顶上（图5），遗址面积1万多平方米。荷花山遗址的山下原来有一条小溪，北边是冲积平原，距离衢江3公里，年平均气温为16.3—17.3℃，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自然条件非常优越，是先民们理想的宜居之地。图5　　荷花山遗址有许多新的突破，例如人工栽培水稻、成套的石磨盘，有可能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表明在距今10000年前后这一带农业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已经过渡到定居的生活。考古发现荷花山的先民们在稳定稻作生产的同时，与之相配合的固定建筑居所也随之发展起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半地穴式建筑。　　半地穴式建筑是穴居与巢居的结合与发展，考古学证实确为远古北方地区主要的居住形式。但是，浙江荷花山的考古发现突破了南北的分界，意义十分重大。荷花山半地穴式建筑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大开眼界，不由让人联想到西北地区的甘肃省大地湾遗址当中众多的半地穴式建筑。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的秦安县东北45公里处的五营乡邵店村，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总面积为275万平方米。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大地湾为早在60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其DDW60探方自下而上共有六层，其中大地湾一期属于距今13000— 7000年第5文化层。大地湾遗址的新发现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西北地区先民们真实的生活，作为文化的缩影，将其与东南地区的浙江荷花山遗址相比较，尤其是建筑文化，结论将具有挑战意义。　　以荷花山半地穴式建筑遗址（图6）与甘肃省大地湾一期文化的F372建筑遗址为例（图7），对比结果，我们发现两地的建筑形式几乎完全相同，令人十分震惊。两处遗址的直线距离超过2000公里，而相同的半地穴式房址的出现，使我们确信古老的越文化地区不仅仅有干阑式建筑，同样还有过半穴居的建筑历史。通过对比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越文化早期的建筑形式提供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图6图7　　具体而言，半地穴式建筑究竟是什么样的形式，参考大地湾一期文化的F372房址，这是一座距今8200多年的半地穴式建筑，深0.9米，“穴口直径2.5—2.6米，穴底径略大于穴口”，一周分布着9个柱洞。专家们“根据房基形制结构和柱洞的分布，其复原应为圆形 尖式建筑”（图8）。图8　　荷花山发现的房址深0.3—0.5米，呈圆形分布着9个柱洞，柱洞直径约0.2—0.3米，深约0.3—0.4米。柱洞为椭圆形口，圆底或平底。其中门道两侧有两个直径约0.3—0.5米，深约0.3—0.5米的柱洞，起着支持房屋大门的作用，可能也是“圆形 尖式”建筑。该房址居住面平整光洁，是人为长期活动踏的硬面，反映出当年生活的痕迹。　　荷花山房址的建筑形式与大地湾F372半地穴式建筑的形式几乎完全相同，它们同属于半地穴式建筑，也就是说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东南地区和西北地区有着相同的建筑理念，或者说是相同的生活理念。　　众所周知，大约在距今12000左右，伴随着地球气候越来越温暖，人类生活的方式开始发生新的转变，农业生产逐渐产生，并且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农业与畜牧业及狩猎业分开，开始逐渐形成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固定的居住点，它们成为最初的原始村落，荷花山遗址就是钱塘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一处。　　通过浙江荷花山遗址与甘肃大地湾遗址中有关房屋建筑遗址的考察，可以说人类的迁徙过程基本上是循着从山上到平原再到丘陵，或者是从山上到丘陵再到平原（巨大的突发性自然灾难例外）。古老的越文化也不例外，同样经历了这一发展，荷花山建筑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在我看来，荷花山建筑遗址的发现之所以更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荷花山的史前半地穴式建筑遗址，为我们重新认识越建筑文化提供了最新的考古资料，使我们更加逼近历史。　　有专家指出：“历史是一个个性的表达”，“借着组构大历史结构中的一个微小因子——建筑，作为理解时代个性的探索棒；它不只要能测量出历史表现的面貌，也要能深入面层，开解不可见的背后秘密”。历史上越文化中的建筑的确可圈可点，例如，《史记·封禅书》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这是术士们以越往后建筑的宏大来劝说汉武帝修建大宫殿的理由，以迎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的胃口。汉武帝果然听取了术士的意见，修建了周围三十余里，“千门万户”的“建章宫”，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越文化建筑的宏伟，长期为世人所羡慕，唐朝诗人李白曾经游历过越国的首都会稽（今绍兴），亲眼所见其建筑的宏伟，并且留下了千古绝唱：“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面对破壁残垣，李白大为感悟，世事沧桑一去而不复返，昔日之勾践是何等的辉煌，但伴随着岁月的流失，只留下“鹧鸪飞”了。但是，却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提示，在一千多年前人们仍然能够看到越国建筑的残迹。作为传统的土（石）木结构的大型建筑遗存，可想而知当年越国的建筑是多么的宏伟，无怪乎汉武帝要学习越国大建筑的气魄。　　对于越文化地区建筑文化源头的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过去认为渊源于距今5300—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后来又认为是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特别是河姆渡文化当中的干阑式建筑，成为越文化建筑的代表。今天，随着距今浙江10000多年前的上山文化的发现，荷花山遗址、青碓遗址的发现，是不是说越文化的源头就在于此，尚需更多的考古资料来逐步证实。　　但是，荷花山建筑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早期越人的居所不完全是干阑式建筑，有着与北方中原地区一样的半地穴式建筑，作为越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建筑文化的源头至少在目前是可以认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