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周腊生先生的大著“中国历代状元系列”六册陆续问世，其中明清两册又经修订再版。各册均分“x代状元奇谈”与“x代状元谱”两编，上编轶事逸闻丰富，下编为每名状元各撰小传，合雅俗于一册，融趣味与知识于一炉，自唐至清贯通1300年科举史。作者以一己之力，广搜资料，辛勤爬梳，费时十余年成此系列撰述，洵为不易。然限于彼时彼地的条件，尤其是有针对性地利用地方文献的困难，致使该书尚存在着一定的可提高空间。今举征引书目达218种的修订版《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1次印），以其“状元谱”编中浙江绍兴府山阴、会稽籍状元的生卒年和小传所据资料为例稍加申述。　　明代浙江绍兴府士子在科举考试中大魁天下的有7人，其中附郭山阴、会稽两县4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科状元山阴诸大绶，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状元会稽罗万化，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状元山阴张元忭，天启五年（1625）乙丑科状元会稽余煌。周先生曾在“系列”首册《清代状元奇谈·清代状元谱》（1994年）下编的“清代历科状元小传”引言中说：“这些小传着重介绍状元们的姓名、字号、生卒年、籍贯、夺魁年份、主要任职经历、突出的特点及其著述等情况。其中，少数人因资料未全，只能就目前所知勾画大概。他们的生卒年或据有关资料推测，或者只是笔者根据平均寿命与魁龄及前后科状元的生卒年所作的估计，未必准确，还望知其情者有以矫正。”可惜此问题在10年后的修订版《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中仍然存在。　　一、诸大绶。周书：“诸大绶（1523—1573年）”。“注释①初版推估约生于1513年，两《榜》及沪《录》均作1523年，今从之。”按：据附录“征引书目”，这里的两《榜》、沪《录》及后面提到的沈《录》，分别指的是互联网上作者未署名的《明代状元榜》、马剑银编辑的《明代江浙状元榜》和1995年上海文化版周亚非的《中国历代状元录》、1993年沈阳版康学伟等的《中国历代状元录》，均系综合性二手资料，若另无记载确凿的原始依据予以验证支持，周先生采取的态度是可从（这一例）可不从（见下一例）。　　检明代大学士、内阁首辅山阴朱赓的《朱文懿公文集》（1995年齐鲁书社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49册），卷六的《诸文懿公传》有二处提供了诸大绶生年依据。一曰“年二十一举于乡”。查清代历版《山阴县志·选举志》，诸大绶中举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该年为公元1543年，“年二十一”，则生年在1523年。其二曰：“坐是疴益甚，乃手书乞骸骨。至再而得请，诏乘传归。未行，遂卒于邸。是为万历元年正月十三日也。春秋五十有一。”万历元年为公元1573年，享年51岁，即生于1523年。　　二、罗万化。周书：“罗万化（1536—1595年）”“注释①初版生卒年为‘1535？—1595’，两 《榜》、沈 《录》 均作‘1536—1594’，沈《录》还提到‘卒年五十九岁’；沪《录》作‘1536—？’，且有33岁中状元的说法。今生年从众，但卒年仍坚持万历二十三年（1595），因为《明实录类纂》（人物传记卷）明确提供信息曰：‘万历二十三年六月壬子，赐原任尚书罗万化祭葬，仍令与谥。’罗万化是‘陈情侍养，终于家’的高官，照理，朝廷应在得知噩耗后立即下诏赐祭葬。这样，他中状元是33岁，但享年却不是59岁了。”　　检清初学者余姚邵廷采的《思复堂文集》（1987年浙江古籍版），卷一《罗文懿公传》有文：“公于是念太夫人老，累疏请终养，驰驿归觐。时忧劳疾成，在道卒于宝应舟中，年五十九。”再检朱赓的《朱文懿公文集》，卷十一《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子少保罗文懿公行状》说得更为明白：“公生嘉靖丙申九月十六日，卒万历甲午十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九。”又，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1980、1990年代均有影印，见后），人物列传编有录自“伧塘罗氏谱”的罗万化家传，其传末云：“公生嘉靖丙申九月十六日辰时，卒万历甲午十月十七日亥时，享年五十九。”更是生卒八字俱全。嘉靖丙申年是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万历甲午年是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证明“两《榜》、沈《录》均作‘1536—1594’”不误，周书误在因赐祭葬时间在万历二十三年六月而“卒年仍坚持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推估。　　三、余煌。周书：“余煌（1590？—1646年）”“注释①初版生年假定为‘1580？’这样，他殉国时就有67岁，夺魁时46岁，这都不大可能。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且殉国前两三年内，崇祯帝也好，鲁王也好都是一再征召，说明未到衰老之年；而46岁夺魁，算高龄状元，却不见人们提及。因此，现后退10年，殉国时57岁，夺魁时36岁，都说得过去。”初版、再版的生年1580和1590年都是“假定”。　　由于各种原因，余煌身后不见行状、墓志、文集等资料，然其生年信息并非完全泯灭无载。检海宁查继佐《国寿录》（1959年中华上编版），卷三有《礼兵二部尚书余煌传》，文末明确记载了“煌生万历戊子十月十七日”。　　继佐是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所著明史《罪惟录》为世熟知，又之前曾亲身参加过抗清活动，任过南明鲁王监国的兵部职方郎中，故所录兵部尚书余煌的信息应当可信。结合近年面世的新编《冢斜余氏宗谱》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会稽古村冢斜》等书籍和网上“落静枫秋”博文《余煌出生时间是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年）》、“枫林学隐”博文《余煌家世考》等资料对余煌生辰八字的记载，万历戊子年十月十七日辰时或卯时，可确定余煌生于万历戊子年，即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比周书初版的1580年晚8年，比修订版的1590年早2年，1646年殉国时59岁。　　上引验证、辨误、补阙诸史料均可见于1990年代及之前的现代出版物，且除邻郡查继佐的《国寿录》外，均为越地文献，可见地方文献是编撰历史人物传记的重要史源。只是限于彼时彼地的条件，周书才甚感资料之缺乏。诸大绶官至侍郎，周书云：“这位状元官位不低，但影响甚微，传记材料都很难找。”自注“资料来源：《 山堂别集》卷一八、四六、五四、五六。”按：《 山堂别集》为（明）江苏太仓王世贞所著。对罗万化，周书云：“他生在鲁迅故乡，且位至尚书，而《鲁迅故乡的名人》一书未予收录，足见其影响不大。”自注资料来源为《浙江通志》 《明史》 《 山堂别集》和《明实录类纂》（人物传记卷）。其后张元忭小传的资料来源，为《明史》 《明儒学案》 《浙江通志》 《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 《续藏书》 《中国古典传记》 《中国地方志辞典》。余煌小传的资料来源，为《明史》《东南纪事》 《明季南略》 《东海逸史》 《张岱年谱简编》（《绍兴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统而观之，其缺乏越地文献特别是第一手资料是明显的。　　笔者愚陋，读书不多，但在明清越中乡贤的著述，及其在清代及民国的绍兴府县志资料中，亦见到不少四位状元公的史料。如果说二三十年前查找颇为困难，于今则已方便得多。下文仅举若干今已整理出版者为例。　　以地方志为例，在清代绍兴府县志中均有诸、罗、张、余四人传记，在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中又录有罗万化的长篇家传。可查阅1980年代面世的台湾成文版《中国地方志丛刊》，后来巴蜀、凤凰、上海书店三家于1990年代合力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2006年中华书局版的《绍兴丛书》第一辑《地方志丛书》，以及在1990年代为编纂绍兴市县志委托出版社、杭州古旧书店翻印的地方志资料。　　以私家著述为例，除了余姚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邵廷采的《东南纪事》已被周书利用外，如上引朱赓的《朱文懿公文集》，不仅有诸大绶的传记、罗万化的行状，卷十一还有为亲家翁张元忭撰写的《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阳和张公行状》。如《张元忭集》（2015年上海古籍版），卷十二有张元忭为诸大绶撰写的《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山阴诸公行状》，同样有其生年的确切依据，文曰：“又明年癸卯，（大绶）领乡荐，及宴，御史舒公数睨之，问年几何，曰二十有一。”嘉靖癸卯年是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虚岁二十一，减去20年，则其生年正是1523年；而《张元忭集》的卷首载有罗万化撰写的张元忭墓表，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太仓王锡爵撰写的张元忭墓志铭，朱赓撰写的张元忭行状，以及与张元忭同纂万历《绍兴府志》的余姚孙（后为吏部尚书）为张元忭补写的郡志小传。又如张岱著述：1991年上海古籍版《张岱诗文集》的《家传》中有曾祖张元忭的详传；1959年中华上编版《石匮书后集》中有余煌传，其自辩修《三朝要典》事甚详为他书所未见；2008年上海古籍版《石匮书石匮书后集》、2017年故宫版《石匮书》（包括《后集》），则诸、罗、张、余四传俱备；此外，今多有重刊的《明越人三不朽图赞》中对四位状元均有简略评赞。再看邵廷采的《思复堂文集》（2012年浙江古籍版又出“浙江文丛”本），卷一的长篇罗万化传记除了明生卒时间外，尤载其殿试策对与请立皇长子疏文甚详；张元忭传记则在同卷的《云门弟子所知传》中，卷二《余陈陈三公传》的“余”即余煌。　　仅上举一隅，已可见随着古籍资料整理出版的增多，利用地方文献史料正越来越具备可能条件。加之互联网、数据库的迅速发展，查阅的方便程度远非几十年前可比。因此，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注意有针对性地利用地方文献，不但有其可能，而且应视之为必需的学术要求。

摘要：　　龙泉寺坐落于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杜家村茅蓬岗，周围苍松翠竹，茶果飘香，环境优雅。茅蓬岗海拔150米左右，龙泉寺坐西朝东，建在海拔约70米的山腰处，有562级阶梯上下。寺内供奉着开山祖师性鉴的肉身，这也是浙江省境内现存的唯一一具肉身祖师。笔者鉴于史籍报道多有失实谬误之处，而幸得参证于宗谱，故综而述之，并略作考补，以正本清源，缅怀先德。　　一、天乐出世        性鉴祖师，清山阴天乐乡传芳里（今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传芳村）人，俗名李寿生。天乐李氏出自唐太宗玄孙汝阳王李 之后，唐末有李庶字乐天者因避朱温之乱，由陕西凤翔转迁至此定居，为天乐李氏始祖，李寿生为天乐李氏第二十五世。他祖父李廷钦（1595—1656，字诚实），祖母吴氏；父亲李茂登（1641—1727，字子仙），母亲黄氏（1646—1700）。有二个弟弟，叫延生（1675—1732，字永贤）、继生（？—1760，字正品），还有一个姐妹出嫁到娄家湾。　　李寿生出生于康熙某年十一月二十日，他自幼喜欢清静，讨厌污浊，更不喜欢吃腥膻的肉食。一周岁时，“啖以鱼肉辄呕吐，自是以茹素为常”。八九岁进村里的学塾读书，他非常好学，整日吟诵诗文，不喜欢和其他孩子嬉闹，塾师也对他尤为宠异，常常会多给他讲解些文章的义理，因此他认识的字也比较多。因家里世代务农，还要养殖很多牲畜，寿生十三四岁的时候，尽管心里不愿意，但也只好辍学务农了。当地有座崇教寺，是始建于南朝梁代的古刹，藏着许多佛经。寿生一有空便去拜读，渐渐有所领悟，因此也有了出家的念头。他很仰慕达摩祖师和宝志禅师，在走路或坐卧时，嘴里总是喃喃地诵经书，宣佛号，弄得家人都有点厌烦他了。盛夏时在烈日下耕耘，其他人都头戴笠帽，寿生只以布裹头，却从来不说热。别人看到他耕作的地方“阴可半亩许无日光，仰视无纤云，咸以为异”。　　二、天台修禅        李寿生家有一丘田靠近路边，某天他正在锄草的时候，有位僧人经过田边和他交谈了好长一会儿，刚好弟弟们也不在，他就放下锄头跟着僧人向东走了。翻过了山栖岭，也不走大路，一路穿山岭、越溪涧，白天以采野果、挖地瓜为食，夜间则睡在岩洞中。这样过了几天，到了一处山坡下，左右没有路，前面又横着一条深不可测的大河。僧人对寿生说：“你若想跟着我，就当渡过这条河。”正当寿生面露难色之时，僧人已飘然向对岸游过去了。寿生“念佛有舍身法，即亦奋袂从之浮沉泳游，竟达彼岸”。僧人笑着说：“你现在已经渡过了迷妄的境界，从此以后将都是坦途了。”寿生听说如当头棒喝，高兴不已。　　又走了半日，到了一处规模宏大，佛像庄严的寺庙，里面有几位僧人出来迎接，并说：“我们师傅招来的大徒弟到了。”僧人命寿生居住在旁边的僧舍内，蒲团禅床也都已准备好了，一问才知道已经到天台境内了。住了几天，寿生就请僧人为他剃度。僧人说：“你只要在此拜佛，等到佛像举手才可为你剃度。”寿生就全心全意地顶礼膜拜，佛像果然举手了。于是为他剃度，取法名为性鉴，从此之后日夜虔诚地焚香修行，不畏身心的艰苦，终于领悟得成佛之道。　　三、平湾开山        有天性鉴正在闭目静坐，猛然有所悟，于是涕泣着向师父说道：“母亲病危，送终是件大事情，请求放弟子回去。”僧人于是允许他回到家里。　　原来李寿生好几天不回家，家人也找不到他的踪迹，母亲黄氏知道他的意愿，想必是出家为僧去了，也就不再寻找了。就这样过了些年后，五十多岁的黄氏得了病，日见沉重，看到次子和小儿子在旁边，非常想念寿生。过了几天，已改称性鉴的李寿生突然带着僧服，直奔母亲床前，长跪着探问病情，并说自己不孝。李母仓促间感到很惊愕，问他去了哪里，性鉴回答说在天台为僧。李母说：“你离开的时候没有带干粮，我担心你已经饿死了。今天能够见到你，我也瞑目了。”　　性鉴抚摸着母亲的肢体哭诉自责，私下对两个弟弟说：“母亲病情极其危重，恐怕就要不行了，我身上带了几两白银，可速去置办棺木殓具。”没多久，李母果然去世了，时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十九日。　　安葬了母亲，性鉴在墓前立誓要居住在附近守墓，以补救自己的不孝之罪。性鉴的叔父李茂科（1645—1716，字成先）有不少山地，就向他讨要一小块，以便搭间圆形草屋作为诵经之地，叔父叫他自己选择。于是他选择了传芳村东二里左右一处叫平湾（即今茅蓬岗）的深坞，把茅舍搭建在半山腰，热心人还为他塑了一尊佛像，置办了木鱼和清磬，还经常施舍粟米给他，于是性鉴就居住了下来，位置即在今龙泉寺。　　性鉴居住在平湾后，也不出山募化，别人的布施也很少，但从没听说他有断粮的情况。恰逢天下大雪，平地上都有四五尺厚，深山里积雪的厚度起码要加倍，叔父担心他会饿死，想去探视，又因道路阻塞不能进去，于是在近山的高楼上张望，听见传来不断敲击的木鱼声，知道他没事。大雪融化后，查看他的米缸并没有缺少，叔父才相信他的道行不浅。因此远近盛传其事，百姓争相以事叩问。性鉴只讲明事情的道理，暗中包含吉凶，“闻者初以为常谈，后皆奇验”。有些深信不疑的人连田地里庄稼的小事也都要去问他，或问该种粳稻还是秫米，或问应该用什么粪料肥田，依他说的去做也都得到了丰收。有位农民夏天午后在性鉴处避暑，这时候天气很干旱，温度极高，他正要下山，性鉴说：“天快（下转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