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联书店1996年8月出版的《胡愈之文集》，在现已搜集到的五、六百万字的胡愈之作品中，选出五百四十六篇、约二百四十万字的作品，编成六卷。其编排体例除按发表年月顺序，分“发奋求索，呼吁抗日救亡，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为了创立和建设新中国”四部分外，将小说和散文单独分成第五部分，归入第六卷排列。　　这样的编排体例脉络固然清晰，作品在各个时间段的特色亦有所归纳和凸现，但因对作品文体的界定比较机械，而造成胡愈之文学作品数量——特别是散文数量偏少的错觉，并在有可能导致对胡愈之文学成就认知的偏颇上，不乏可商榷之处。这或许也是长期以来，胡愈之在他们的同一代群体中，更多地被视作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专家、翻译家，而较少被视为著名作家的一种印证。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其原因绝不仅仅限于此。为此，本文拟从胡愈之文学创作的数量和历程、文学作品的内容和特色、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三方面，浅陋地谈谈个人对胡愈之文学成就的一些看法。　　一、文学创作的数量和历程        作品的数量不仅是质量的折射和散发，一定程度上更是一个作家创作历程的记录，是其作用和影响的一种聚合和体现。要认知胡愈之的文学成就，数量问题不容回避。其实要廓清这一问题并不复杂，关键仍是对胡愈之作品文体的如何认识和界定。　　在大概念的文学作品框架下，我以为《胡愈之文集》中的作品，除了一些会议讲话和演讲材料等，几乎都可算文学作品。撇开大概念的文学作品不提，就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文艺译作等小概念的文学作品而言，《胡愈之文集》收入的五百四十六篇作品中，除已收入卷六的小说、散文部分外，我认为尚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划入文学作品范畴的。如胡愈之早期以罗罗、说难、化鲁等笔名发表的那些介绍国际知识、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是不折不扣的知识性散文；以《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为代表的一批文艺理论文章，为典型的文艺评论；而《五卅事件纪实》和《莫斯科印象记》两文，前者可被视为中国较早的报告文学，后者则是一篇出色的游记或优秀的报告文学；甚至胡愈之在南洋期间写的大量的社论、卷首语等政论性文章，亦被称为“政论散文的极品，可当文学作品来欣赏”。“而有些记事怀人的小品文，清新俊逸，尤其是新文学的一绝。”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除了《胡愈之文集》中的作品以外，1999年8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胡愈之译文集》，收集了近80万字的胡愈之译作。在这些翻译作品中，除了《西行漫记》为共同翻译作品和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甘地等人的9篇文章外，剩下的48篇、约50多万字的译作，都为托尔斯泰、苏德尔曼、平斯基、伐佐夫、温塞特、爱罗先珂、泰戈尔、伊林、倍松等人的文学作品。　　因资料的局限，我仅对手头能见到的《胡愈之文集》 《胡愈之译文集》中的作品，作了一个粗粗的梳理。在这320余万字的胡愈之作品中，可被划入文学作品范畴的至少在160万以上，其中创作作品110万左右，翻译作品50万左右。如果算上《西行漫记》，则在180万以上。也就是说，在现已出版的胡愈之作品中，至少有一半以上可被界定为文学作品。　　比作品数量更重要的，是作家的创作历程。因为创作历程不仅是我们探询创作轨迹的主要路径，更是我们考量作家创作成就和影响的重要衡量尺度。道理十分简单，如果胡适的白话诗和鲁迅的《狂人日记》，放在建国以后或现在来发表，其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正因为他们的作品诞生在“五四”新文化发轫之际，所以其启蒙作用和引领意义才非同一般。当然文学创作历程，不仅仅只是作品，还应包括与之紧密关联的文学活动。　　胡愈之的文学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1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起至1927年底赴法国流亡前。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五四”前传递新思想、新科学、新发明的知识性散文；2.“五四”期间及“五四”后介绍国外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作品，倡导写实主义文学的文艺理论文章和评述国际问题的时政性散文、杂文；3.以《五卅事件纪实》为代表的纪实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也是胡愈之参加文学活动最多的时期，如引领白话文，参建文学研究会，协编《文学旬刊》，倡导写实主义文学等等。这一时期无论是作品的数量、影响、涉及面，还是参加文学活动的开拓意义，在对“五四”新文化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和引领上，胡愈之与同时代的进步作家相比，都是绝不逊色的。这一时期，我也把它称为胡愈之文学创作历程中的“播火期”。　　第二个时期：1928年1月赴法国流亡起至1940年10月赴南洋前。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以《莫斯科印象记》和《西行漫记》为代表。除了这两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作品外，胡愈之另一个重大的文学贡献便是主编和创办了大量的进步报刊。如主编《东方杂志》，创办《世界知识》及系列书刊，创办《月报》等抗战报刊，协助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等等，虽然这些报刊并非纯粹的文学报刊，但无论在为作家提供创作园地上，还是在团结凝聚作家共同推进进步文学、抗战文学的前进上，其作用和价值都是非同小可的。而胡愈之首次编印《鲁迅全集》的壮举，其意义更不用赘述。这一时期，我们也不妨可把它称作胡愈之文学创作历程中的“标杆期”，在胡愈之自身创作成就上具有标杆意义，在那个时代段的作家群体中，胡愈之同样具有标杆式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第三个时期：1940年11月赴南洋起至1986年1月逝世前。这一时期时间跨度最大，长达45年，但其创作主要集中在两头，即南洋时期和文革后至逝世前。南洋时期的创作以长篇科幻小说《少年航空兵》 《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以及大量的政论散文为代表，文革后至逝世前则重点为《我的回忆》和晚年的一批怀念性文章。因地域和环境独异，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我以为在中国的同时代作家中颇具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关于这一点，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稍作阐述。如果要对胡愈之文学创作历程的第三个时期，也作个比喻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不知是否也可称作“特定期”，特定的地域（南洋）、特定的历史条件（抗战、改革开放等）、特定的角色（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和文化界领导人）下的文学创作时期。　　二、文学作品的内容和特色        胡愈之的文学作品，就文体形式来说，主要由五大部分组成：1.散文、杂文；2.报告文学(或可称作纪实性文学作品)；3.文艺理论文章；4.翻译作品；5.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所涉及和反映的内容极为丰富，可谓纵横国内外，广涉政治、历史、文化、军事、科技、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特别是胡愈之的那些知识性、政论性散文、杂文，其视野之开阔、题材之鲜活、内容之广博，我以为在同时代作家中是无出其右的。如果说《五卅事件纪实》和《莫斯科印象记》，奠定了胡愈之中国早期报告文学开拓者地位的话，那么我认为今天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胡愈之那些数量庞大的散文、杂文作品，尤其是从1915年开始至1948年回到国内前的那部分知识性、政论性散文、杂文作品。撇开其他方面的因素不谈，单就内容来说，这些作品便仿如一轴色彩浓烈、视觉缤纷的世纪画卷，抑或一本鲜活、广博的百科全书，宏大里让我们触摸得到时代的轮廓、世界的经纬，细微处谛听得见历史的足音、岁月的鼻息。　　要对胡愈之文学作品的内容作一番具体的梳理和归纳，我以为还远不如对胡愈之文学作品的特色作一些探究和分析来得更有意义。因为前者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读胡愈之的作品，就能知晓大致了，而后者则能为我们更深地了解胡愈之文学作品的内涵，提供一些依仗。当然限于水平，这样的探究和分析更多还是感性和肤浅的。　　胡愈之文学作品的特色，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鲜明的时代性。和同时代的进步作家一样，鲜明的时代性是胡愈之文学作品的最大一个特色，事实上这也是胡愈之以及与胡愈之同时代的进步作家们，其文学作品在当时具有强烈生命力——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的缘由所在、支撑所在。特定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肩荷的使命和追求，决定了鲜明的时代性成为胡愈之他们那一代进步作家的最大共性和特色，因为对他们那一代作家来说，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更多的是战士。鲜明的时代性，在胡愈之的文学作品中是体现得十分典型的。如果说“五四”以前，那些传递新思想、新科学、新发明的知识性散文还是一种前奏、一种蓄积的话，那么自“五四”以来至南洋回国以前，鲜明的时代性在胡愈老的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文章以及翻译作品中，已成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成为胡愈之文学作品的最大思想价值所在。也因为鲜明的时代性，决定了胡愈之的作品其文体多为短小灵活、立竿见影的散文、杂文和及时、真实的报告文学，而极少以虚构为主的小说；其写作手法多借鉴新闻与纪实手段，而相对较少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手法。　　二是开阔的视野和知识面。至少在我的阅读积累里，还未发现与胡愈之同时代的作家中，有哪位作家其作品的视野和知识面能比胡愈之更开阔的。开阔的视野和知识面，我想主要缘于两点：1.胡愈之的勤奋和博学，包括欧洲和南洋的经历；2.胡愈之编辑、主持、创办几十种报刊的独特经历和环境平台。这种开阔的视野和知识面，体现在胡愈之的文学作品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值得我们关注，可以说这也是我们把握胡愈之文学作品思想内涵的两把钥匙。一是知识的先进性。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先进的，就像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进步的一样，而知识的先进性在胡愈之的文学作品中则显得十分突出。无论是传递新思想、新科学、新发明的知识性散文，大量评述国际问题、时政问题的政论性散文、杂文，还是《莫斯科印象记》 《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 《西行漫记》等作品以及惟一的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等，知识的先进性这一特征都是非常显著的。当然知识的先进性与胡愈之思想的先进性、追求的先进性，是互为因果、互助互动的。二是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任何一种知识的传递，如果仅仅只是就传递而传递，那么这种知识便永远不可能升华为思想。而在胡愈之的文学作品中，先进知识的传递正是赖其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的提炼和整合，升华成为一种思想。事实上，上述“三力”既是胡愈之之所以能具有开阔的视野和知识面的重要机缘，也是胡愈之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报告文学和政论性散文、杂文翘楚于同时代作家的一个关键原因。知识的先进性和通过其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的提炼和整合升华成为思想，使胡愈之当之无愧地担当起一个启蒙者和播火者的角色。　　三是浓郁的平民化精神。平民化精神是相当一部分“五四”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朱自清、夏 尊、叶圣陶、丰子恺等等。作为这些作家的好友和知交，胡愈之也不例外，浓郁的平民化精神，如血液一样始终渗透于胡愈之文学作品中。这种渗透可从三个方面感知：1.作品的题材和视角。十分注重题材和视角的平民化，最大限度地考虑其作品的普及度与接受度，这是平民化精神在胡愈之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渗透。这样的渗透在胡愈之的知识性、政论性散文、杂文中，在推介世界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作品中，以及《我的中学生时代》 《南洋杂忆》等回忆性散文和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中，我们都可以找到鲜明的印证。即使在《莫斯科印象记》这样真切讲述苏联见闻的报告文学中，胡愈之也将更多的视角和笔触，放到那些能为更广大的读者所关注的工厂、农场、学校、医院和工人、农民、妇女、儿童等普通的人和事上。2.作品的语言和手法。作为一个学识丰富、才思敏捷的著名作家，胡愈之的文学作品题材鲜活，构思绵密，结构严谨，立意深刻，可谓波浪起伏、纵横捭阖。而一个令人值得称颂的现象是胡愈之文学作品的语言，近乎返朴归真的化境，文字更是通俗浅白，近口语化。与此相得益彰的是其文学作品的写作手法，条理分明，逻辑严密，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绝不作故作深奥的卖弄和无病呻吟的造作。返朴归真的语言和手法，正是胡愈之的文学作品，包括那些不乏宏大题材时政性、政论性散文、杂文，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那么多的读者所喜爱的重要基因。3.作品的思想和立场。关于这一点，凡是读过胡愈之作品的，我想都会有清晰的感受。事实上平民化的题材和视角，返朴归真的语言和手法，既是平民化思想和立场的必然体现，也是这种思想和立场得以凸现的重要条件。理所当然，浓郁的平民化精神，无疑是胡愈之一生道德品格和政治追求，在文学上的折射和写照。　　三、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        毋庸讳言，正如戴文葆先生在《胡愈之译文集》的“编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他（胡愈老）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有相当多的成就至今尚未为人充分了解。”而在胡愈之至今尚未为人充分了解的成就中，我以为被遮蔽和掩掖得最多的，正是胡愈之在文学上的成就。目前，除新加坡对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文学作品有专门的学者研究，并将胡愈之的作品选入新加坡两部文学大系外，国内鲜见对胡愈之文学成就研究的学者和资料。这一方面固然为我们探究胡愈之文学成就，增添了动力和价值，但另一方面也无疑给我们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增加了难度和障碍。　　要探究胡愈之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我以为离不开时间和地域这两个纵横的坐标，也正是立足于这两个纵横坐标，我将胡愈之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大致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播火者。如果说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当之无愧的旗手，那么“五四”新文化火种的滥觞和洇漫，我以为更有赖于茅盾、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郑振铎、周作人、刘半农、田汉、陈望道等一大批新文化精英的努力实践和不懈传播。作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播火者，胡愈之的影响和作用在“五四”前夕，与茅盾等一起着力倡导白话文，发表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时，就已经初显峥嵘。“五四”运动爆发至1923年下半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东方杂志》 《小说月报》 《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评论世界进步文艺人物、作品、思潮和流派的文章，翻译了众多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五四”作家中最为高产者和传播新文化最为活跃者之一。今天当我们评价“五四”作家的文学成就时，我们习惯于将目光集中在几个旗手和一些经典的小说、诗集等作品身上，其实就启蒙和普及的意义而言，胡愈之那些视野广阔、知识丰富、观点鲜明、思想进步，既短小精悍又通俗朴实的文学作品，其影响和作用至少在当时丝毫不亚于甚至有胜于前者。　　二是开拓现代新文学的实干家。现代新文学的概念，我的理解正如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所言：“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其含义与现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相近。将胡愈之誉为开拓现代新文学的实干家，我以为是名至实归、十分适合的。实干家同样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身的创作实践和文学作品；二是胡愈之从事的文学活动。几乎在“五四”新文化初兴的1920年1月10日，胡愈之即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长达9000多字的文章《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接着他又先后发表了《创作的新倾向》 《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等一批文学评论，成为中国最早揭起现实主义文学旗帜的“五四”作家。而《五卅事件纪实》 《莫斯科印象记》 《西行漫记》等一批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具标杆意义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翻译，更以自身的实践，让这种开拓成为硕果累累的辉煌。值得一提的是胡愈之创作于南洋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这部小说的开拓意义至少有两个第一：是中国现代新文学中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第一部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描摹新中国雏形的文学作品。至于胡愈之主编和创办大量的进步报刊，首次编印《鲁迅全集》等具体的文学活动，团结、引导大批作家开拓和推动现代新文学的发展中，更以一个众所公认的实干家著称。　　三是引领南洋华文文学的擎旗手。前面已谈到，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我以为在中国的同时代作家中是颇具独特意义的。这种意义我想主要在于两点：1.与同时代作家多留学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不同，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为我们更全面地研究华人作家在海外的活动和由此形成的海外作品现象，提供了另一层面的重要个案。2.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在推动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向相对落后的南洋地区渗透和传播的同时，也为我们探究这种渗透和传播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提供了样本和渠道。关于胡愈之在南洋时期文学活动、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近年来新加坡学者骆明、林万箐、方修、崔贵强、邢慧丽以及王慷鼎等先生和女士，都有专门的研究，在撰写《大道之行——胡愈之传》一书时，我也作了一些简单的分析。我认为胡愈之在南洋时期文学活动、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着重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给南洋华人社会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二是对南洋华文文学起了开垦作用；三是传承了中国文人的伟大品格。这三方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么称胡愈老为“引领南洋华文文学的擎旗手”，乃当之无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胡愈之的文学创作也好，还是他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也好，事实上都是与其所从事的新闻出版、报刊编辑、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抗日救亡等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紧密相关，互融一体的。本文把其单独拎出来，肯定不乏机械、支离之弊，但为了叙述和考量上的方便、清晰，也只能如此了。　　自“五四”运动至建国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况如一座茂密葳蕤、活力汹涌的丛林，此中有挺拔的大树，有攀援的藤蔓，有峥嵘的涛声，亦有萎靡的呢喃；而胡愈之和他的文学作品，恰如一支穿越林中的响箭，在激荡起阵阵呼啸的同时，也留下了经久不绝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