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生平小考丁谦（1843-1919），我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人种学家。他一生著述颇多，其中被梁启超誉为“颇精赡”的《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开创了同光年间考据方法系统化、理论化的新地理学——“文献考据”学派，被地理学界推崇为“晚清历史地理考证学派的代表”。丁谦，字益甫，祖籍仁和（今杭州），祖父迁居落籍嵊州，定居在城关镇孩子弄7号。故居尚存，系两进五开间四合式建筑，风格与嵊州本地传统有异。无楼，月梁、门窗间均不施雕刻，属杭州郊区传统的民居特色。丁谦年幼丧父，由生母蒋氏教养成才。1859年中秀才入县学，学习制艺，准备走科举之路。后因家庭贫困，投奔仁和祖里，遂入杭州府学博士弟子员。清同治四年（1863）冒仁和籍参加举人考试，一举中试。随后北上京城三次会试，不幸次次名落孙山。清制：每次会试后，在应考三次未中进士的优秀举人中，选取若干录用候补。这些候补人员分为二等：一等候补知县，二等以教职铨补，称“举人大挑”。光绪七年（1881），丁谦被选取“大挑二等”，旋即委任汤溪县训导，继任象山县教谕，先后在职二十二载。丁谦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式微，内患不止，外夷入侵的多事之秋。此时也是西风东渐，文字狱已近尾声，言论、论著相对宽松的时代。因此，他较早地接受并传播了西方文化，提倡中西兼学，着手研究域外民风习俗和先进的地理学说，撰著《印度风俗总记》《元马歌博罗游记补注》等专著。他常常以国是为念，反对异国侵略。中法战争期间，丁谦以象山县教谕之职，上书朝廷力谏倡办团练，以固海防。并在象山施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政绩显著，因功受赏五品衔。又以培养人才有功，由督学使张享嘉奏闻朝廷，旋升处州府学教授。此时的丁谦已入暮年，上书朝廷婉辞。光绪三十年（1904）告老回嵊，晚年居家继续研究地理学和人种学。民国七年（1918）出任编修《嵊县志》主编，编纂一年余，累病而殁，享年七十七岁。在象山县出任教谕期间，学署旁有唐朝“蓬莱观”遗址，有一通“蓬莱轩”唐碑荒弃于草丛之间。时值丁谦五十寿序，学生群议为他祝寿。丁谦提议祝寿之资恢复唐朝古迹，学生与友人积极响应。于是鸠工庀材，建屋三间，铭“蓬莱轩”，把唐碑珍藏于轩内。尔后，他把蓬莱轩改成书房，潜心著书。因此，他把所撰的地理学专著命名为《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全书共六十九卷，分上下两集。对历代记载边疆地理、西域地理及游记中的地名，一一考证，指出古地今名，方位及历史沿革。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印出版，民国四年（1915）由浙江图书馆刊行，1960年浙江图书馆重刊，并列入《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二集。在史地学术领域颇有影响。二、提出人种西元说理论丁谦学术成就最显著的要数人种理论和地理研究两大门类。对人种研究的主要著作是《中国人种从来考》和《穆天子传地理今释》。十九世纪末，随着西风东渐，也夹带进来了人种学，出现了中国人种问题的研究。汉族之称，起于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后世治世的学者无不追本溯源，远涉上古至盘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及夏禹、商、周。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种来自西方，以此来动摇汉民族的根基，涣散中国人的凝聚力。“西来说”的观点一出，相继提出了来自中亚细亚、阿富汗、巴比伦、于阗、马来半岛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有影响的是法国人拉克伯里（Lacouperie）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而国内“自此颇留意考据，汇辑最博者，当推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此外丁谦、章炳麟等，咸有论著。”而丁谦也主张西来说，但与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不同，他主张中国人种来自中原以西，今甘肃一带的古河宗氏部落。古河宗氏部落虽在西方，却是中国的土地，以此来驳斥拉克伯里的西欧西来说。他对《山海经·穆天子传》进行考证，得出：“此书体例，凡穆王经过诸国，所锡之地皆曰‘赐’，惟于西王母则曰‘献’。诸受天子之赐者，皆膜拜而受，惟西王母及河宗氏不然。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问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意谓中华大国，然其初起自西方，犹天上白云，出自山陵也。然则西王母为汉族故国，理自可信。”但他力辨西王母在小亚细亚之说：“《淮南子·地表之川》：‘西王母，在流沙之濒。’《礼记·王制》：‘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则西王母之地，极远亦不过在今甘肃边境。《太平御览》地部行崔鸿《十六国春秋》：‘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有西王母石室’云云。虽未必密令，望固不甚远。故虞舜时，西王母能来献其白王官，若在小亚细亚，则葱岭以西，古代了无交通之便，西王母安能飞越邪？”他的这一理论与后来中国人种蒙古说相近。根据考古发现，他所说的西王母故地——甘肃一带属距今6800—5000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代表。位于甘肃的西王母及河宗氏故地，也就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然《遁甲开山图》谓伏羲生于成纪（今甘肃秦安），《史记·六国表》“禹兴西羌”。伏羲是三皇之一，大禹是夏族之祖。难怪他把中国人种归纳为西来说了。丁谦这一“西来说”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有力地驳斥了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戳穿了西方国家以学术蒙蔽中国人，以人种动摇中国人心的政治阴谋。但从现代考古发现来说，这一说法也有所偏颇。丁谦的人种学研究，最有学术价值的则是他提出的盘古氏是中国人的始迁之祖这一理论。当时，学术界颇有微词，认为盘古是开天辟地的神话英雄，而他却认为：“中国人谓盘古开天辟地，未免失实，而盘古氏之为中国始迁祖，则固确有可考矣。”这一观点一出，就遭到了柳诒徵、夏曾佑等学者的反对，柳氏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盘古神话）此等荒诞之说，丁氏亦知失实，然犹信盘古为中国始迁祖，则附会之过也。”“盘古之名，古籍不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盘古’‘盘瓠’音近。盘瓠为南蛮之祖。此为南蛮自说其开天辟地之文，吾人误用以为己有也。故南海有盘古墓，桂林又有盘古祠。不然，吾族古皇，并在北方，何盘古独居南荒哉？”学术界排斥丁谦的“盘古氏之为中国始迁祖”之说。丁氏虽遭学术界微词，但坚信此话有根据，虽一时找不出有力的证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然而经过后人整整一百年的研究及考古发现，他的这一理论得到了证实。何新《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盘古之谜的阐释》认为：“开天辟地的盘古神话，就是它们跋山涉水迁转而来的”。何新这一结论，正是100多年前丁谦苦苦寻求而不得的理论依据。三、开创历史地理的“考证学派”地理学是一门“显学”，至少在西汉开始就有人研究。司马迁的《史记》列有《地理志》，历代虽有因袭，但大多是对地域疆土的一些记载，真正意义上研究是在清朝晚期。随着西学东传之风的盛行，地理学界也开始接纳了一些西方地理学知识。道光咸丰年间的何秋涛就是荟萃中西文献进行考证的。不过，那时提倡这一方法者多，而躬行实践者少，即使是埋头研究者也往往万事起头难，罕有成果者。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这一方法渐渐被研究历史学的人们所接受，但真正融贯中西，将考据方式系统化、理论化的地理学家是丁谦。根据郭双林先生《晚清同光年间传统地理学的嬗变》一文阐述，认为丁谦对地理学作出了三大杰出的贡献：第一，从理论上阐明了地理学是一门征实之学。丁谦在《水经注正误小引》一文中指出：“《水经注》一书，地学家与班志并尊，视同圣经贤传，不敢稍参私议。今俨然为之正误，知见者必谓为狂呓无疑。窃思地理志征实之学，水与山之位置，皆造物者豫为挑定，岂人力所能意为更张？此书注释校笺，自明后已三十家。硕彦鸿儒，均毕生精力于此。所不解者，诸公屹屹，类于故纸中讲求水道，绝不少于实地上探寻水道，以故作者愈众，谬戾愈多。余每取其书与舆图合读，辄懵然如坠云雾，思欲仿董方立残稿遗意，以今地为主，证明而疏通之。凡遇颠倒错杂诸条，不得不谓之误，非故意讦击也。”他提出这套理论的同时，开始对古籍中的地理疆界进行逐一考证征实。如在著《大唐西域传考证》一文时，收集了英国人薛宁翰的《玄藏游迹图》进行参照考证。对游迹图中没有的部分地名，即以实地征实。他对葱岭以西大雪山内者见货罗故地诸小国考定时，“余因此易稿至七八次。继思疆域沿革，今昔不同而山川道途，必无大异，遂先审察彼此之离距及方向，即以今日通行路线，依次求之，果然十得八九。且与各邻国疆域方位，并皆符合。即间有未敢自信者，要当相去不远。”丁谦的这种方法，很明显受过西方地理学影响，应该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第二，把西方数学中的假定方法引进地理考据之中。丁谦说：“舆地之学，最忌武断。前人撰述，犯者颇多，拙著此书，当示不能遽免。然某山某水，某国某域，若未得有确证，类皆参以活笔，曰当在今某处，盖姑标一地，以俟博雅者正其是非，即西人算术书所谓假定法也”。这一方法，很明显是对其实证方法的一种补充。第三，总结出了一套系统的考据方法。丁谦指出：“考证之要，约有八事，”即撰地望、度情形、审方向、察远近、核时日、知路径、辨异同、宣阙疑。丁谦这套考据方法对后代学者也有相因承袭。四、简要评述丁谦的人种学“中国人种西元说”，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随着后人不断深入研究和考古学的兴起，他的“西元说”渐渐失去光泽。唯他的“盘古是中国人迁徙祖”这一论断虽在当时遭人驳斥，被视为天方夜谭，但百年后的今天，后人的研究成果已基本接近了他的观点。丁谦在学术上最大成就是对历史地理的研究，但由于考证内容过于庞杂，在他的著作中难免出现了一些舛误。然而，他在考据理论上的贡献已被人们充分肯定，毫无疑问，晚清历史地理“考证学派”的代表就是丁谦。这一结论，在学术界已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摘要：（上接第5版）虽然，予之营此湖也，岂为一己之私，得与二三朋好，徜徉赏玩已哉。吾乡虽号山水之堀，而所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目不暇给者。每际林泉胜处，累累邱茔，实占太半，若兰亭、若云门、若曹宕、若柯岩，一二名迹，又皆颓废失治，荆莽为丛，选胜讨幽，索然意尽。夫人民终岁勤劬，当美景良辰，休暇无事，必得名区佳构，选胜行乐，以怡旷其耳目，畅适其筋骸，开瀹其心灵，方不至群聚无俚，流而为无意识之玩嬉。此文王之灵囿，外邦之公园，与民皆乐，其用意之深远矣。东湖自营建伊始，不以自私，上自士夫，下逮村竖，白叟黄童，红男绿女，莫不任其随处衍游，尽兴而去，无阻无拒，盖绍兴公园之始基，嚆矢于此。唯濬宣以一手一足之烈， 将事，囿于智限，局于财艰，恐多有未惬人意者。况其间异状天成，环列争献，尚不可数，结构在胸，点缀未逮， 焉心窃系之。倘得益以岁年，经之营之，有渐无顿，改其未良，扩其未备，将以供吾父老士女之游观，以开拓其眼界，高尚其志趣，祓濯旧俗，而进于文明之嬉游，是则予恳恳缔造之苦心，斯大慰已。嗟乎！后之视今，继长增高，必有倍蓰于今之所述者，夫岂仅仅止于此者。记于石，将预为兹湖卜之。大清光绪二十有四年太岁戊戌夏五月，东湖居士陶 宣撰并书。《记》后有心云草拟行楷题识一段：“除首尾两行，文长一千三百廿四字。碑高五尺六寸，广三尺，每字方一寸。每行（高五尺六寸）除天地头（各寸半），计五十三格，广三尺，画二十七行（左右留边各一寸），除首尾两行，碑文共二十五行（每行五十三字），共得一千三百廿五字（下空一字）。”表明心云于《东湖记》实有立碑之想，且已规划到碑身布局。然此碑又未见任何著录，抑东湖居士始想而终未刻欤？三、《东湖记》手稿之文献价值因文献征存之不足，一直来，学界对陶宣其人其事之解读多未到位，包括近年颇为热门之陶 宣研究，也多有误处。陶氏一生，著述宏富，而东湖堪称其文字以外留存于世的最大杰作，记载东湖的早期文献非常稀少。陶宣手稿《东湖记》之披露，为陶 宣及东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文献价值，不言而喻：1.可正史志所载东湖营造年代之误1996年版《绍兴市志》卷5之“风景名胜”编，“东湖”条记载：“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896-1899），会稽人陶 宣购得地产，筑堤数百丈，堤外为河，堤内藏湖，并利用采石形成的塘、潭、池、洞，造桥筑路，营屋建亭。”1999年版《绍兴县志》对“东湖”之记载，与市志基本类同。而《东湖记》曰：“光绪甲午，归自岭南，思买山而结庐，屏尘息影，泉石自娱。明年夏，遂奋起而图之”，可知东湖营建之始，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又，《东湖记》写陶公洞曰：“此洞自予辟之，名之曰陶公洞，予创始迄今，阅岁三矣。”《东湖记》成于光绪二十四年夏五月，此可视为东湖建成之时间。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逆推三年，亦与光绪二十一年合，此说可作旁证。另，陶 宣著述《通艺堂诗录》六卷，后附陶氏撰于光绪二十四年之《绍兴东湖书院通艺堂记》一篇，开篇曰：“圣清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会稽陶 宣治东湖书院于绍兴府城东陶山之麓”，又从别一角度，佐证东湖营建之始在光绪二十一年。故《东湖记》之记录，可正当代地方史志所载东湖营造年代之误。2.可证东湖为绍兴公园之始基当代地方史志，皆以绍兴辛亥革命志士孙德卿民国三年（1914）年创建于其家乡孙端之上亭公园，定为绍兴历史上最早之公园。而陶濬宣《东湖记》曰：“夫人民终岁勤劬，当美景良辰，休暇无事，必得名区佳构，选胜行乐，以怡旷其耳目，畅适其筋骸，开瀹其心灵，方不至群聚无俚，流而为无意识之玩嬉。此文王之灵囿，外邦之公园，与民皆乐，其用意之深远矣。东湖自营建伊始，不以自私，上自士夫，下逮村竖，白叟黄童，红男绿女，莫不任其随处衍游，尽兴而去，无阻无拒，盖绍兴公园之始基，嚆矢于此。”陶氏又曰：“倘得益以岁年，经之营之，有渐无顿，改其未良，扩其未备，将以供吾父老士女之游观，以开拓其眼界，高尚其志趣，祓濯旧俗，而进于文明之嬉游，是则予恳恳缔造之苦心，斯大慰已。” 《东湖记》 创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此二段文字，无可辩驳地证明：东湖才是绍兴公园之始基。3.可考东湖营造乃书院与公园并重之举东湖居士久居岭南，主潮州通艺堂讲席多年，可谓最早受西学东渐之风影响的越地士绅，在掌教潮州通艺堂期间，即以博通古今中外之睿思，撰《通艺堂劝学卮言》一书，全书合事于文，融经于治，引领风气，冀开民智。陶氏潮州通艺堂之劝学，实为其后营造东湖园林，并于其中创设绍兴东湖书院通艺堂之发轫。《绍兴东湖书院通艺堂记》曰：“夫敌国外患，疾在肌腠，人才凋敝，疾在膏肓，国兴于治，治端于学。非自强不足为国，非育才不足自强。内外臣工承廷谕岁增教育所，而京师大学堂未立，外省乃置一二，造之不广，风之不张。 宣一介士，激于国耻， 忧食患，奋不顾家，思为天下育才，为庙廊储才，积历岁脯，缩食损衣，毁产负债，独立捐建，立通艺堂，分史学、子学、算学、译学四堂，为之条目。明乎史，可以治经，可以宏文，凡业经学、史学、文学者肄之。格物、考工、法律、兵农、杂术，皆诸子百家之流也，凡业格致及西学者肄之。算学亦诸子之一，其学侈博，且西人制器靡不由数，故算学别为一堂。译学者，习欧西、海东语言文字也，考西政学，必译西书，而东文取径尤便利，故广译自东文始。复筑藏书楼，便学生籀读，先代图籍，及近世新译书，悉蠲置焉。”陶氏藏书楼之筑，在《东湖记》里更有详述。两《记》互证，可知心云晚年归隐林下，虽存“放浪山泉，息影藏拙”之想，终又作“毁产负债”“奋不顾家”之举，“思为天下育才”，而展教育救国之志。心云“治东湖书院于绍兴府城东陶山之麓”，时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此举比京师大学堂创建早二年，亦早一年于徐树兰创建绍郡中西学堂，应列吾绍近代新式学堂创办之始。故东湖营造，实乃书院与公园并重之举，意义非凡。而当代东湖园林之重修，忽视了东湖曾经为书院之第一大主体功能，从而失却了东湖更为厚重的文化内涵。前年韦力先生莅绍，指名寻访东湖书院，鄙人只能带他到不再有书院痕迹的东湖景区，在已经重造为别样建筑的当年书院和书楼旧址，略作讲解，彼此唏嘘，心存遗憾。4.可辨当年东湖园林之主体布局东湖园林，在后陶濬宣时代曾一度失管失修，亭台楼阁几尽毁损。现有东湖园林之部分景观和建筑，实源于1979年起，绍兴园林部门在陈从周先生指导下的改造重修，湖东大片建筑群，如稷寿楼、杨帆舫等，更迟至1986-1989年间重新设计建造，显然与当年陶氏初创时期并不一致。伏读《东湖记》全篇，记录当年营造东湖胜景之堤、桥、圃、洞，亭、台、楼、阁，位置清晰，或可为今后东湖园林之深度文化挖掘，及部分胜景重现提供依据。观东湖园林现状，其中“二千余尺”长堤和跨湖、环湖五座石桥，基本保存了创建时之营造原态。“截堤鞭石，为桥通之，以便游舫”之万柳桥，“跨湖驾长虹以达南北”之秦桥，“以通花圃，且宜晚眺”之霞川桥，依然津梁原址，名实相副。而“观鱼”之濠梁，“过桥则洞门豁然，高树虬然”之小桃源，虽存其桥，已失其名，宜复以旧名相称。仙桃、陶公二洞，幽深如故，陶公洞为东湖居士崖壁讨幽所得，谛审洞口，陶公当年召石工凿石去阻，得以通舟之斧凿痕迹，依稀可辨。当年陶公最为得意于“揽全湖之胜”之二层高楼，并题联其上曰“有山当屏障，无地起楼台”，“凡古今图籍书画、金石文字悉移藏于是楼”，此为书院藏书之楼，名“稷山楼”，近代大家吴昌硕曾为东湖居士治一白文正方藏书佳印，印文曰“会稽陶氏稷山楼藏书”。陶氏生前聚书颇多，其藏书特色与其治学方向相一致：特色之一，多历代诗文集刻本，尤以清代越中诗人稀见诗集版本为珍，盖心云早年有辑《稷山楼历代诗选》和《国朝绍兴诗录》之想，并曾付诸实施。特色之二，聚上千种金石拓本，其中尤以北碑佳刻为多，实为其一生中愿意花二十多年时间撰写《稷山论书诗》之碑刻资料储备。故陶氏稷山楼藏书多致用之书，堪称晚清浙东史学派后继学者藏书之范例。稷山楼楼毁书散，然“畚砂运石，驾空为基”之地基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修东湖，主持者不明史实，于其上新造一层古建茶室小稽轩，高楼不再，揽胜无处，藏书名楼空存其名。鄙人每至东湖，必临其地，犹见四周“花之放，水之流，石之幻，竹之修，萍鱼之泳游，林鸟之啁啾，帆樯之下上，云烟之悠悠，靡不呈形献状”，触景生情，陡增感慨：何处不可小稽轩，此地应属稷山楼！综上所述，作为近代学者的陶濬宣，一生著述宏富，既是晚清著名书法家、诗人，又以东湖园林之营造和东湖书院之创建，配得上园林艺术家和教育家之称谓。陶濬宣手稿《东湖记》，是迄今发现最珍贵的东湖营造原始文献史料，对陶濬宣其人和绍兴东湖研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