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纨绔子弟张岱传奇人生的启示教育作用 　　今天，大多数学人都知道明末清初的山阴人张岱，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他著作等身，根据他自己的记述和有关资料的记载，就有31种。其中，目前广为流传的就有《陶庵梦忆》 《琅 文集》《西湖梦寻》 《四书遇》 《夜航船》 《快园道古》 《石匮书后集》 《石匮书》等等。此外尚待整理重刊的稿本或刻本还有不少。 　　另外，为人熟知的，他还是一位纨绔子弟、富二代。以清顺治三年（1646)为界，张岱前期倚靠父祖辈余荫一直过着“浪荡公子”的生活。入清以后的40余年，改朝换代成为他人生的专折点，由富贵繁华的前半生转入贫困凄凉的后半生。作为一个纨绔子弟的张岱，是怎样成长为一位多才多艺、著述等身的文学奇才、文化巨匠的？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 　　一、状元坊张氏发家的艰难经历 关于山阴状元坊张氏始祖张宗盛，张岱《快园道古》卷一“盛德部”记载：“家始祖松庵公，与某人同开药铺。”可见张宗盛是一位药店商人。至伯高祖张天衢、天德，与高祖张天复先后中举做官，家道才开始兴旺。高祖张天复(1513—1574)，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任湖广提学副使、江西右参政、云南按察司副使等职，因与“黔宁王”沐氏冲突，被朝廷“逮对云南”，“累羁侯者月余”。幸赖其子张元忭(1538—1588)千里迢迢奔走云南，万里护行，又单骑奔涉京师申冤，张天复才得以削职无罪释放，家业刚有起色却遭到了第一次沉重打击。时张元忭已中举多年，直到隆庆五年才中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其后历任经筵展书官，廷试掌卷官，管理诰 起草。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经筵讲官等职。嘉靖后期越俗渐向豪奢，张元忭力持淡泊勤俭之风尚，衣必重浣，饭仅脱粟。“曾祖诞日，大母辈衣文绣，稍饰珠玉，曾祖见大怒，褫衣及珠玉，焚之阶前，更布素乃许进见。”曾祖母“天性俭约，不事华靡，日惟结线网巾一二顶，易钱数十文，辄用自喜。奴持出市，人辄曰：‘此状元夫人所结也。’争售之。”由于坚持勤俭持家之风，张氏家业渐趋兴旺，遂在府山脚下兴建了三层五间的豪宅。万历十六年(1588)张元忭英年去世，县官报复，田产为豪家夺走，张汝霖兄弟不敢阻止，家境又渐趋衰落。 　　祖父张汝霖(1557—1625)在曾祖严格督导下，博览群书，然而因为字写得丑拙而乡试多次失利。父亲去世后种种情景，反而激励了时年30岁的他发愤读书，练习书法的志气。他把自己关在龙光楼上，用绳子传吊食物，这样足足坚持了三年。万历十九年(1591)本来准备参加乡试，不料母亲去世，为此利用在家服丧的机会，又重上龙光楼，认认真真又读书三年。万历二十二年（1594）以南京国子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本拟置解元，因避岳父朱赓之嫌，定为第六名举人，第二年成进士，初授清江知县，旋调广昌知县。以后历任山东副使、贵州提学、广西参议、湖南右参议、福建按察副使等职，家境渐趋富裕，遂以“筑 园于龙山之麓，啸咏其中”，或“颇蓄声伎，磊块之余，则以丝竹陶写”。 　　父亲张耀芳(1574—1632)在祖父督促下，“惟读古书，不看时艺”，“沉埋于帖括中四十余年”，“不事生计，薪水诸务，一委之先宜人。宜人辛苦拮据，居积二十余年，家业稍裕。”张岱母亲为了安慰父亲屡赴乡试不举的压抑情绪，转移其注意力，遂大兴土木造楼船，采买戏童，组织家班演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以副榜贡谒选山东鲁献王长史。 　　可见，山阴状元坊张氏是通过四代官宦长期的资产积累才成为富贵之家的。 　　二、张岱既有纨绔子弟的恶习，也有高深的文化品位 张岱在生活早期，吃喝玩乐，备极奢华，样样在行，件件求精。他和其他一些晚明文人一样，视“岁月如花”，“生平贪恋光景”，珍惜个体生命，耽乐世俗繁华生活。他不仅讲究物欲享受，同时也追求精神愉悦，他讲究吃，自诩：“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但他并不停止于口腹之欲，还能细致地品尝各种食品的色香味形之美，而且现诸诗文，如写有《咏方物二十首》，赞美“雪腴岁月色，璧润杂冰光。香可兄兰雪，甜堪子蔗霜”的杭州花下藕，研读古今食谱食典之类书籍，整理修订祖父张汝霖《 史》为《老饕集》，使饮食成为一门学问。他也讲究喝，虽然他不喜欢喝酒却嗜茶，自称“茶淫”，深知茶理，对种植、采摘、制作、保存等了如指掌，对泡茶之水的色、味、产地也分辨入微，令当时南京著名茶道专家闵汶水叹为知己。说到嫖，他与当时的一些女名伶也有染，和曲中勾栏人物如顾眉生、董白、杨元、杨能、李十等秦淮名妓交往颇深，著名的调腔演员朱楚生是张岱家中常客，他曾“携楚生住不系园看红叶”，常至“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与姬侍王月生、顾眉、董白、李十等牛首山打猎。他也曾爱博，与“仲叔、秦一生日携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后偶阅“有言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好斗鸡而亡其国”的稗史遂止。除斗鸡外，“臂鹰、六博、蹴、弹琴、劈阮诸技”，靡不为之。他更爱玩，曾说：“余少爱嘻游，名山恣探讨。”他嘻游的地点专注于江南繁华的都市，如浙江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台州，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京，安徽的芜湖，山东的泰安、兖州，还有上海的松江等地。居住时间最久的，除家乡绍兴域外，就数杭州了。知己王雨谦在 《西湖梦寻序》云：“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因为这些城市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绮丽的湖光山色，丰厚的历史人文积淀，社会新思想活泼开放，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炫目新奇的世俗风情，与“极爱繁华”的张岱十分对味，因此使他心醉神迷，念念不忘，见诸梦寐。张岱懂得利用家庭给他营造的优裕环境享乐，也善于享乐，将生活与艺术和学问结合在一起，故而吃能吃出文章、学问，玩能玩出名堂、艺术，具有不一般的文化品位。 　　三、好学习，认真落实祖父关于读书的训导，具有兴复家国的担当精神 张岱作为张家的长房长孙，自幼起就深得家族的关爱，父叔辈、外公和三位舅舅皆长年累月生活于书室，孜孜不倦地奔波于科举之途，谈的话题皆是书中之事，周围环境的耳濡目染，使得幼小的张岱十分喜爱读书、习字、属对子，养成了思考的习惯，而且反应敏捷。为此祖父也有意让张岱长见识、练胆量，遇见有贵客来访，或者外出会见贵客，总要带上这位长孙。张汝霖从万历三十四年(1606)落职闲居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起用的近十年时间里，对张岱的成长极为关注。张家藏书有三万余卷，当面鼓励张岱说：“几个孙儿当中，只有你最喜欢读书了，你要读书，随时可以带去看。”同时又反复告诫：“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馀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其后，他在阅读《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论语》《孟子》《庄子》等诸子史籍过程中，将不认得的难字、奇字写在卡片上，将人名、官爵、年号、地名等有关资料分门别类，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杂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人伦政事、礼乐科举、职官考古、花卉草木、日用宝玩、方术技巧等共计20个大类，130个子目，4000多个条目，后来编辑成为《夜航船》，俨然是一部百科全书。可见张岱读书是十分认真细致的，是严格遵循祖父关于如何正确读书的训导的，因而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和知识基础。 　　张岱也有复兴家族荣耀、继承列祖事业的追求。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补天之志”，希望自己成为一块能派上大用场的炼石。自少拜黄汝亨为师，学习八股文写作，又得到同乡陆景邺先生的精心指点，成为“少工帖括”的神童，16岁就中了秀才。他曾说：“余好举业，则有黄贞父、陆景邺两先生，马巽青、赵驯虎为时艺知己。”为准备参加乡试，天启四年(1624)他与赵介臣、陈洪绶、颜叙伯、卓珂月及胞弟平子于杭州西湖岣嵝山房闭门读书七个月，天启七年（1627）在会稽山天瓦庵读书，崇祯八年(1635)再次参与乡试。这次考试自我感觉良好，三场答卷都写得不错，却因为疏放，试牍不合规范而再次被罢黜。他十分气愤抑郁，特地将自己抄录带出的试卷翻刻，送给有关知己评论；又以第三者身份评论试卷，发泄不满；同时又写信给挚友祁彪佳诉说自己的不幸。冷静之余，他联系自身经历感受，汲取了其父沉埋于帖括之中40余年，双瞳既 的教训，果断“金盆洗手”，抛弃八股科举这块敲门砖，并从理论上反思批判八股科举制度。他说：读书人一旦浸润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肝肠不得不腐。”形象地揭示了八股科举制对士子个性的压抑和束缚，触及了它的主要弊端。使他对明季黑暗现实、官场腐败、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清楚认识。他痛愤天下才士多遭压抑而不获拔识，“世间珍异之物，为庸人所埋没者，不可胜记”；痛悼亡友“具用世大才，生不逢辰，贫病相寻”“徒厄塞终身”“鲠咽而死”，把矛头直指当时的社会政治。为此他弃绝科举功名，专注于自己爱好的事情：一方面，继续游历江南名都剧邑，访胜迹，探山水，观风俗，察民情，广交名人畸士及市井人物；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学问，发奋著书立说。年近五十，业已或正在撰写的著述如《古今义烈传》《四书遇》《史阙》《茶史》《老饕集》等十余种，明史《石匮书》的编纂也上手多年。他还十分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上呈子疏通市河，倡修龙喷池、龙山文帝祠、杭州西湖旁的岳庙岳坟，与祁彪佳一道赈济灾民等。 　　张岱的败家源于明朝灭亡、清军进攻绍兴，为支持鲁王监国政权，他不惜“尽鬻家产，招兵三千余人，率领郑遵谦长子懋绳，原任副总兵鲁明杰前来护驾”，又“自措囊中，并贷典户，措银一千六百两，与裘尚为千日粮。”“年近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以至入清后成为无房无田地的城市贫民。就在这种极端困苦艰难的情况下，“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支撑他存活下来，继续完成“存国史”即“存明”“复明”的《石匮书》巨著。 　　张岱具有坚贞不屈的伦理操守与平和能乐的处世方法，处贫困而不改遗民志节，很少与清廷官员来往；他参与浙江学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的修撰，那是出于编纂《石匮书后集》的需要。一向不懂稼穑之艰难的他，居然在年近古稀之年以力田自励，亲自从事担粪种植果蔬和舂米的繁重农活，“烧钱饯穷鬼，酹酒蜡文心。”“一贫直至此，回想反开颐。”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不改其乐，笔耕不辍，在人格、学问、文章等方面达到人生的顶点。 　　四、纨绔子弟张岱的警示教育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物质的、文化的生活普遍得到了提高，不少家庭迈入了小康水平。如何教育富裕家庭的子女，也就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课题。我觉得利用历史上纨绔子弟正面的典型事例，如明末张岱的传奇故事，对他们进行具体的生动的教育，是能够收到好的效果的。在张岱身上集中体现了如下几点精神，具有警示教育作用。 　　（一）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刻苦学习，练就过硬的本领。张岱在少年时代就立下“补天之志”，希望成为一块能派上大用场的炼石，为此拜祖父之友黄汝亨为师，学习八股文写作，以后又得到同乡长辈陆景邺的精心指导，成为“少工帖括”的神童。他自幼遵循祖父教诲，不读朱注，摆脱权威束缚，以我为主，突出知性主体精神。他好鲜衣美食、好梨园鼓吹、好繁华美婢，也好交游，对于戏曲、古琴、书画、茶艺、古玩、民间工艺等诸多技艺皆有涉及，见闻博洽，知识面十分广泛，又有自己十分喜爱深入研习的方面。张岱的前半生利用了家庭给予的优厚生活条件享尽快乐，但他没有汩没其中而迷失自我，而是按照既定的人生目标，充分利用张家几代经营贮藏的大量图书资料，充实自己；并且他勇于实践，从22岁始就陆续编纂了《古今义烈传》《史阙》和《徐文长遗稿》。认真细致阅读了 《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和《论语》《孟子》《庄子》 《荀子》《韩非子》等史籍和诸子，以后又通过与名人交游和名山大川、江南繁华城市的游历，使他获得了许多真才实学，为其后来从事历史巨著《石匮书》的编纂，《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 文集》小品文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热爱朱明王朝，富有担当精神，敢做时代的奋进者、奉献者。张岱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都在朱明王朝做过官，他自己深受晚明城市繁华和文化新思潮的浸润洗礼，耽乐世俗繁华生活，热爱美好人生。随后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血与火的烹炼，基于对朱明王朝不可避免覆亡时局和南明诸王犹如一团触手即碎的腐肉的清醒认识，仍然毁家纾难，尽鬻家产，招兵三千余人，率领郑遵谦长子懋绳、原任总兵鲁明杰武装，又自措囊中，并贷典户，措银一千六百两，与裘尚 为千日粮，据守嵊县县治，全力支持鲁王朱以海监国绍兴，以不可为而为之。清军进驻绍兴，他曾想以一死了之。“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出于不能死之上。千磨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元二十六年之谢枋得，更难于至元十五年前之文天祥也。”张岱之不死就是出于修纂明史《石匮书》的文化担当精神。他要自觉地承担家族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全面总结朱明王朝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也是遗民文人寄托故国之思的精神依赖。他多次表白：“欲引决，因《石匮书》 未成，尚视息人世。”“但恨 《石匮书》，此身修不足。”入清以后，“家以此亡，身以此困，八口以此饥寒，一生以此贫贱”的张岱，亲自参加养蚕、养鱼、舂米、担粪的体力劳动。因为“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曹章奏，闯贼之乱尽化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被迫参与谷霖苍《明史纪事本末》的撰写，方得出入谷氏著书处，利用谷氏收藏的资料，继续从事《石匮书》的撰写。为了搜集信史，他还上三衢，入广信，采访明朝遗老。就是在这种颠簸流离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张岱以惊人的毅力，孜孜，“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终于完成了《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的编写。在诸多《明史》版本中另立一帜。与《石匮书》“存明”“存史”作用一样，《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两梦”和《琅 文集》，也有“存明”“怀明”，委婉形象地表达他对明王朝缅怀痛惜、保存国粹的强烈思想感情。《陶庵梦忆》明显受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的影响，他以生动、炼达的文字描写了晚明江南城市工商业的繁华，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民间艺人和能工巧匠以其精湛的技巧实现其人生价值追求，充分揭示了晚明江南新兴资本市场和市民阶级的崛起。《西湖梦寻》也受到刘侗《帝京景物略》和《西湖游览志》的启迪，他是以西湖的自然山水、园林、寺庙以及岁时节俗和社会风俗，展示晚明杭州西湖的繁华热闹，以及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态度，与入清后的残破、冷寂的西湖作对比，从而表达对晚明西湖的怀念、留恋深情。《琅 文集》中则有状元坊张氏家族的发家史，张岱自身的成长史的记载。抛开“两梦”“琅”本身具有的“存明”“怀明”的创作倾向不论，其中以精细的笔触、生动的事例形象再现了晚明江南新兴资本市场和市民阶级崛起而言，“两梦”和“琅”都具有开创性的文献价值，以至人们研究晚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就不得不举“两梦”中的事例，而研究张岱则不得不阅读《琅 文集》。在此，我们不得不感谢他为我们奉献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三）审时度势，推崇大智慧、大经济、大学问的理想人格。张岱承袭了王阳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积极用世精神，十分重视日常生活实践功夫，推崇以大智慧、大学问、大经济权衡人物品格。他赞赏“慧业文人”，并以此自许。他的著作堪称智者之作，常在不经意间忽发奇思妙想，闪现灵光智火，不时涌现出妙语隽言，机智又含谐趣。张岱谈道论学治生强调审时度势、能动能变，主张“古之成大事者，必审于时势之当然，又察夫己之所履，于是得其一说而执之，可以无患。”“故《易》之为用，不可以不变，而又不可以不善变。……善变者，乘机构会，得之足以成大功；不善变者，悖理伤道，失之足以致大祸。”他鄙视不通经济世务、只会死啃书本的“章句之儒”，尤其厌恶宋元以来空谈性命、装模作样的假道学。一部《夜航船》显示了他的博学。入清后，他几乎不与清廷官员来往，出于编纂《石匮书后集》的需要，不仅参与《明史纪事本末》的编撰，还以五百金出售《石匮书》手稿，为其后来在项里营建生圹、建构厂屋、置买田地，改善了晚年的隐居生活。 　　张岱还从明亡后艰难的生活经历，清朝统治者施加的巨大政治压力的体验中，认识到“‘忍’之一字，原是英雄大作用处。”“做事第一要耐烦心肠，一切跌磕、蹭蹬、欢喜、爱慕景象都忍耐过去，才是经纶好手。若激得动，引得上，到底结果有限。忍耐、冷静地处事。”清康熙初年，由于“通海事件”爆发，清政府采取血腥镇压和高压的文化政策，追查搜捕，张煌言、魏耕、钱缵曾等先后被捕，杀害于杭州，庄廷龙《明史》案发，因此案被杀者达70余人。面对如此白色恐怖的信号，张岱预感私修明史有可能被告发的危险，为此，他于康熙四年（1665）预营生圹于项里鸡头山，写下了《自为墓志铭》，一旦牵连，就以生命殉之，绝不丧失民族气节。由于《石匮书》早在顺治十三年（1656）公之于众，其中也无违碍文字，张岱只是虚惊一场，但有备无患，足见张岱忍耐冷静处事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