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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章学诚的文学思想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绍兴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被誉为浙东史学的殿军，其代表作《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是一部广泛论述文史理论的著作，其中涉及文学理论的篇章众多。除此外，还有《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诗话》 《文集》以及大量与友人论文之书，如《评沈梅村古文》 《与邵二云论文》 《与史余村论文》 《与胡洛君论文》 《与周永清论文》等十数通，另其札记集中亦有大量论文之语。章学诚论文涉及文学理论的诸多方面。 　　一、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文学的重要传统和社会功能。孔子、董仲舒、王充等人皆倡导文学致用之功。入清之后，随着朴学的兴起，人们往往重于考据，而忽视了文学的经世之用。章学诚大力倡导文学经世之用。《与史余村》云： 　　“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以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章学诚认为，古人文章著作已经很多了，如果今人所著文章无经世之用，则不需要再浪费笔墨了。 　　章学诚进一步强调，文章著述的作用在于明道。《答陈鉴亭》：“文以明道。”《与朱少白论文》：“道隐晦而难显，故须文辞以达之。”文章并非为树名。《说林》：“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故为文，患于道不明，不患字不工。《评沈梅村古文》：“古之作者，不患文字之不工，而患文字之徒工而无益世教；不患学问之不富，而患学问徒富而无得于身心。”如果文章无经世之用，则完全失去其质。《俗嫌》：“夫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文章不明道，则会害道。《原道下》：“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但溺于文辞之未，则害道已。” 　　章学诚大力倡导文章经世之用，倡导文以明道，其实欲改变当时将文章视为学术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文章向传统功能回归。 　　二、以史为宗 历代学者多认为文章出于六经，文章必须宗经。《文心雕龙·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文能宗经，体有六义。”《颜氏家训·文章》：“夫文章者，原出《五经》。”与众不同，章学诚提出文章应以史为宗。章学诚从多角度对此作了阐释。 　　从起源上看，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易教上》：“六经皆史也。”《方志立三书议》：“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 《诗》 《礼》三家之流别耳。”史早于经，故主宗六经，其实便是宗史。《论修史籍考要略》：“史之部次后于经，而史之原起，实先于经。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苍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后世著录，惟以《史》 《汉》为首，则《尚书》 《春秋》，尊为经训故也。” 　　不仅如此，文章法度多源于史学。《评沈梅村古文》：“传述文字，全是史裁，法度谨严，乃本《春秋》家学。”文章许多技巧亦出于史学。《上朱大司马论文》：“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文德》：“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故文章需以史学为宗。《上朱大司马论文》：“似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报黄大俞先生》：“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著作之才，亦当尽于史学。《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史文千变万化，岂止如四书命题之数，而记言记事，必欲适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损，恐左、马复生，不能无遗憾也。故六经以还，著述之才，不尽于经解、诸子、诗赋、文集，而尽于史学。凡百家之学，攻取而才见优者，入于史学而无不绌也。” 　　李长之《章学诚的文学批评》一文云：“（章学诚）几几乎史学高于一切，几几乎史学是一切人应该的共同归宿，这都是他的史学观点使然。所以史学观点是他在文学批评上的第一个根本态度。”章学诚将史学置于一切之上，故文章由宗经而转向宗史。 　　三、文德 章学诚于三长（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一说。就文而言，章学诚提出文德一说。“文德”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易·小畜·象传》：“君子以懿文德”。《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诗·大雅·江汉》：“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文德”，指“文教德化”。章学诚赋予文德以新的内涵。《文德》：“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也，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可见，章学诚所谓“文德”，并不是简单等同于文章中的道德。那何谓“文德”？ 　　章学诚认为，为文必须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文德》：“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刘忠介公年谱叙》：“盖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惟有设身处地，方能得古人之旨意。《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人不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又不能一言一动处处自作注解，以使后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后方掎摭之时出而与之质辨，惟有升天入地，一听后起之魏伯起尔。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设身处地，又当何如？……今请于辨正文字，但明其理而不必过责其人，且于称谓之间，稍存严敬，是亦足以平人之心，且我辈立言，道固当如是耳。”叶瑛《文史通义》注云：“实斋所谓文德，专指作者态度而涉及修养，旨固殊乎前人；而阐发幽微，独参胜义，情尤异乎窃取。刘氏（刘咸圻）平反章说，颇为得之。”此言颇有道理。 　　章学诚认为，为文必敬、必恕。所谓恕，即知人论世、设身处地。《文德》：“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道大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主敬者，心平气摄也。《文德》：“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主敬者，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今为临文检其心气，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故唐爱明认为，“章学诚的‘心诚’主要是指创作时要心平气和，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要放纵自己为外在所牵的诱惑”。 　　章学诚认为，要做到心平气摄，必须注意养气。《徐尚之古文跋》：“读书广识，乃使义理充积于中，久之又久，使其胸中自有伦类，则心有主，心有主，则笔之于书，乃如火然泉达之不可已。此古人之所以为养气也。”只有养气，为文方可文气充沛。《跋〈香泉读书记>》：“文者气之所形，古之能文者，必先养气，养气之功，在于集义。读书服古，时有会心，方臆测而未及为文，即札记所见，以存于录，日有积焉，月有汇焉，久之又久，充满流动，然后发为文辞，浩乎沛然，将有不自识其所以者矣。此则文章家之所谓集义而养气也。” 　　章学诚仿其“史德”提出文德之说，融前贤之说一体，对文章创作的态度、道德修养提出一些要求。而这些理论与其史学理论极其相似，可谓史学理论在文章中的运用。 　　四、文理 章学诚主张文学创作和评论时应严守文德，不仅如此，他还对文章创作本身提出了一些规则。在《文理》及其它篇章之中，章学诚对文章创作规则作了不少精彩阐释。 　　章学诚首先对当时所谓秘笈五色订本以及归氏（归有光）文章的批判，指出这些不过得古文之皮毛，而未见古人之深处。《文理》：“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沉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慎乎。”章学诚认为文自有理，非关于道。《辨似》：“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 　　章学诚认为文章首先要言之有物，要有自我之情，不可机械效颦古人，亦步亦趋。《答沈枫墀论学》：为文之要，“学以求心得”。要做到有物、有情，首先必须博学，再加以亲身实践。《文理》：“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只有亲身实践，方有真见解。《答沈枫墀论学》：“学资博览，须兼阅历……夫博学而不兼阅历，是发策决科之学。……大抵身履其境，心知其意，方有真见解，不用功于实际，则见解虽高，难持也。”《十文古弊》：“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 　　除了博学之外，章学诚还强调养气，强调自己感悟。《文理》：“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也……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能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另外，熟知基本规则、法度是为文之基础。《文理》：“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示度。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于古文，当自得之。” 　　当然最重要的是自悟与心得。《文理》：“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于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在于真性情的表露，而不是无病呻吟。《杂说中》：“诗人抑扬咏叹，则兴于物……要必有为而发，则指月可以示人，如其无病呻吟，虽抽蒲何益亡子邪！每见文士效，无端生慨……千篇一律，貌虽似于古人，义实流于浮泛，歌哭虽股，悲喜何有哉！”《质性》：“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赋诗也。无言而有言，无诗而有诗，即其所谓物与志也，然而自此引纷纷矣。” 　　可见，章学诚主张在掌握为文的基本规则、法度之上，应多博学以养其气，多实践以增其阅历，将心得真悟注于文章，方可写出好篇章。 　　五、清真 为了针砭当代文风与历代文风，章学诚反复强调“清真”。《与邵二云》：“仆持文律，不外‘清真’二字。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此二语知之甚易，能之甚难。君家念鲁先生，尝言‘文贵谨严雄健’，夫谨严存乎法度，雄健存乎气势。”章学诚对“清真”作了多方面的解说。《信摭》云：“论文以清真为训。清之为言，不杂也；真之为言，实有所得而著于言也。清则就文而论；真则未论文，而先言学问也。”《乙卯札记》云：“余论文之要，必以清真为主。真则不求于文，求于为文之旨，所谓言之有物，非苟为文是也。清则主于文之气体，所谓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一例之言，不可有所夹杂是也。”章学诚将“清真”分而（下转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