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文理学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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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参加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首届年会暨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浙江诗路文化带高峰论坛

摘要:本报讯 共襄文化盛举、共叙诗路情谊,11月21日上午,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首届年会暨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浙江诗路文化带高峰论坛在天台隆重开幕。台州市政协主席陈伟义出席并讲话,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会长卢盛江,台州学院党委书记崔凤军,浙江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蒋承勇,天台县委书记杨玲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开幕式。唐诗之路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更是浙江“大花园”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台州在唐诗之路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众多唐代诗人登临壮游、访道礼佛、隐逸修真的向往之地;而一脉天台山与水,半部中国全唐诗,天台山则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和精华所在。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大会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我院院长诸凤娟参加了第三组“唐诗之路沿线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研究”的讨论,与大家分享了参会论文《唐诗之路上儒佛思想融合的典范———以寒山诗中的儒家思想为例》”。她表示,因为寒山子30岁以后就归隐在天台,所以研究寒山诗对于研究浙东唐诗之路及天台山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寒山以佛教僧人为人们所熟知,其诗也多被视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产物,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寒山诗具有浓厚的儒家情怀,主要体现在他的“孝道”“仁爱教化”“隐逸”等方面,通过把握寒山诗的内涵,进一步认识唐诗之路上儒佛思想的融合。她的观点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会议期间,诸凤娟还与各位专家学者积极交流,希望大家多支持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的发展,特别是越文化研究院下属机构“唐诗之路研究中心”的发展。 (越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应邀来越文化研究院作专题讲座

摘要:本报讯 12月7日上午,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赵敏俐应邀到越文化研究院,作题为《音乐与中国古代诗歌体式之关系》的专题讲座。我院全体教师、人文学院部分教师和研究生、本科生聆听了讲座。讲座由越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诸凤娟主持。赵敏俐表示,音乐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生发展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不能因为音乐表演的形态不再存在而忽视了这种影响。他主要从音乐与《诗经》,音乐与汉代歌诗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赵敏俐提出,第一《诗经》分为《风》 《雅》 《颂》三部分,是音乐的区分而不是文体的区分。第二,汉代歌诗有三种体式,即楚歌体、鼓吹铙歌体和相和歌体。它们的区别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而产生的。赵敏俐重点阐释了汉乐府名篇《陌上桑》的艺术特征,明确《陌上桑》是时尚文化的产物,是汉代的流行艺术而不是民间艺术。诸凤娟表示,本场讲座是一场学术盛宴,赵教授的讲解把大家带进了一个古诗的音乐场景,特别是对《周南》和《陌上桑》这两首古诗的解析,语言生动,使大家对歌唱的艺术有了更深刻地了解。 (越文化)

我院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调研交流

摘要:本报讯 11月30日下午,越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诸凤娟一行2人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调研交流,与岳麓书院副院长杨代春举行座谈。诸凤娟首先介绍了越文化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她表示,学校正在为更名设置绍兴大学做最后的冲刺,越文化研究是绍兴文理学院的特色所在,在此过程中,越文化研究院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希望能就管理运行模式、人才引进培养、学生教育以及地域文化研究开展等方面向岳麓书院学习先进经验。杨代春对诸凤娟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岳麓书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和发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学生培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杨代春还介绍了湖南省重点研究基地湖湘文化研究中心的成果产出情况,以及近年来将地域文化研究融入经学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的经验。 (越文化)

我院赴湘潭大学碧泉书院考察交流

摘要:本报讯 12月1日下午,越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诸凤娟一行2人赴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考察交流,与碧泉书院院长陈代湘,副院长周骅,方红姣教授举行座谈。在座谈中,诸凤娟希望通过本次交流就绍兴文理学院建设越文化研究硕士点,做大做强地域文化研究向碧泉书院学习经验。陈代湘院长介绍了碧泉书院作为湖湘学派开创地在湖湘学派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碧泉书院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招生、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情况。陈代湘表示,以地域文化为特色开展学科建设、突出特色学科,对于湘潭大学的学位点申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助于凝聚研究方向,形成研究团队,助推青年教师培养。他表示,越文化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在国内外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也是绍兴文理学院的重要特色。在目前地域文化研究如火如荼开展的背景下,做大做强越文化研究,有助于提升学校在省内外的影响力,也将对学校学科建设和平台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会上还就通识课程开设、人才引进、学术辑刊出版、大学生地域文化研究学会建设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诸凤娟表示,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近年来学科建设、教师培养、学术交流、学生教育等工作的开展都与湘学特色研究息息相关,碧泉书院在地域文化研究、学科特色凝炼、学生培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给了很好的启示。目前越文化研究院正在加大力度开展地域文化研究,通过组织参与全国性地域文化会议等方式,开展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更多了解其他地域文化研究现状,也扩大越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希望将来加强与湘潭大学碧泉书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地域文化研究。(越文化)

诸暨唐代墓志铭五种概述

摘要:光绪《诸暨县志·金石志》篇首记:“惟邑中古刻无多。”经查阅与诸暨金石有关的几种志书,记载最早的石刻是晋代的“王右军墓碑”,然已杳然无存。晋代之后当推唐代的几种墓志铭,其总量在旧属绍兴疆域内的几个县市之中属较少之列,故县志所记的是无疑。该志在编撰时仿山阴杜春生《越中金石记》例,分“辑存”“阙访”二部,其中“辑存”部仅收录唐中和三年(883)刊石的《唐戚处士墓志》一种,即《唐故北海戚处士墓志》。“阙访”部收录唐太和三年(829) 《越中衙前总管杜府君义墓志铭》、唐太和九年(835) 《王府君(士伦)墓志》、唐会昌元年(841) 《开元观夏尊师(季昌)墓志》、唐咸通三年(862) 《平察微墓志》、唐咸通十年(869) 《彭城刘府君碑》、唐乾符五年(878)《军库使团练衙前散将吴()墓志铭》共六种。二部合为唐代墓志铭七种。其中《越中衙前总管杜府君义墓志铭》,志载“旧在山阴九里,宋淳熙壬寅,吕氏营葬得之,携归诸暨”,故实为绍兴山阴九里出土,则诸暨本土的唐代墓志铭至光绪《诸暨县志》编撰时有史记载的仅为六种。“阙访”部除《吴墓志铭》注明在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二十六日出土于县北湄池山(今店口镇范围)之外,其余五种的出土时间、地点信息语焉不详,仅从府县志和《宝刻丛编》 《古刻丛钞》诸资料引用,且大多仅为存目,无实物和拓片的保存记载。正如光绪《诸暨县志》所云:“邑士处乡僻,鲜见闻,间有彝碣,听其漫蚀。”诸暨金石之目自光绪《诸暨县志》成志后,历今百余年,期间因建设、盗墓、考古等原因,地不爱宝,深埋于地下的古代石刻间有发现,然后录存的极为稀少,特别是有唐一代的石刻,如民国期间可追溯的仅璜山镇一种。直至2017年编撰《诸暨摩崖碑刻集成》之时,又做过一次系统收集整理,新增了二种唐代墓志铭及拓片,之后又陆续有新的发现,真所谓“如金玉沉埋土中,虽千百年而必发,终不致沦没也”。现撰文将志石和拓片尚存世的五种唐代墓志铭按刊石时间予以阐述,起于唐开成元年(836),迄于唐中和三年(883),总计47年间,这是目前诸暨可资证史的珍贵唐代文献史料。一、唐故诸暨县邵府君吴夫人墓志铭这通令诸暨当代书画名家余任天先生“殊为惦念”的一方墓志铭,1927年在今诸暨市璜山镇璜山村上新屋自然村出土,规格、质地不详。为编撰《诸暨摩崖碑刻集成》一书,查询到余任天先生曾藏有该志拓片,遂委托余任天先生纪念馆主事袁旗先生联系上了余任天之子余成,经过寻找,拓片无存,遂邮寄来该墓志铭的照相底片,经反转片处理释读出了该墓志铭全文,也是颇费周折的事情。该墓志铭由余任天先生捶拓于1938年,并于1951年撰附记一则,附在拓片一侧,也与拓片一起摄入照片。我曾数次去上新屋村寻访该志未果。现对附记释文如下,可概知其出土和捶拓约略:右铭石在诸暨县小东乡璜山镇上新屋地方,距余故居十六里,于民十六年(1927)建筑上新小学时出土,嵌诸壁间。民廿七年(1938),余访友该校,此铭已弃之墙角,亟拓印一份以归,即此纸也。地处乡僻,无人注意,更无人椎拓,中经寇乱,此石是否存在?而余旅食四方,无暇返乡访问,殊为惦念也。铭刻于唐开成元年(836),为吾暨唐刻所见者。铭辞古雅,书兼欧虞,近经生一派。倘此石尚在,则不特为吾暨瑰宝,倘石已毁,则此拓为仅存之本矣!辛卯(1951)四月杪,余任天识于杭州寓楼。该志首题“唐故诸暨县邵府君吴夫人墓志铭并序”。正书16行,行字不等。墓志铭全文:唐故诸暨县邵府君吴夫人墓志铭并序吴氏,暨阳族之望。祖勋宦相继。父讳业,不坠生业。代居兹邑南开化乡,枝叶繁茂。夫人初笄之岁,秉柔顺之德,叶乎良偶,礼从贤夫。邵府君文行理善,成立之岁,职列邑曹之任,益著清白之誉,不幸过不惑之寿享已亡,夫人守节严戒。有男三人:长曰从谏,言行端审,退鸿渐之程,首枝衣绿,觅绾县之耆耋,公才外举内,不承维,娶扶风马氏;次从政,娶申屠氏;次从直,娶陈氏。并于家人孝而禄荣身。女一人,归杨氏之室。呜呼!艳质不留,遘疾,以开成元年(836)十月终于私第,享年七十八,以其冬十一月十七日葬龙泉乡高松里邵里村。峰崖四维,平陆之中,得龙伏之地。恐代变时移,故勒铭石而志之。铭云:庆云五色,变灭须臾。兰之芳馨,德乃不孤。杳杳佳城,西落金乌。旌树新坟,峙岳奔趋。日月千秋,悲乎悲乎。沙门维贞撰据上,该墓志铭刊石于唐开成元年(836),是目前诸暨出土的成志年代最早的一通唐代墓志铭,正如余先生所言“为吾暨唐刻所 见者”。志中“邑南开化乡”“龙泉乡”,即今璜山镇属地界,惟“高松里邵里村”已遥不可考。撰者署“沙门维贞撰”,也可概见唐开成年间撰写墓志铭的僧侣名讳,谅后十年之唐会昌五年(845)灭佛,僧侣还俗,也将暂无此类身份和款式署名了。由于该志仅是根据底片反转释读,恐错讹难免。庆幸的是该墓志铭志石虽已湮没无闻,但乡贤余任天先生慧眼识宝,得以捶拓传世,今日仍可一睹“吾暨瑰宝”的风采。二、唐故婺州东阳县主簿王府君墓志铭2020年8月间,我因整理《楼藜然集》而赴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查阅文献,(下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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