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很喜欢篆刻，非常讲究印章。现在保存下来的鲁迅印章有57方之多。这些印章，有的是鲁迅请人刻的，也有的是别人主动赠送的，大多是当时一些篆刻名家的作品。其中早期西泠印人、绍兴柯桥籍篆刻家吴德光就曾为鲁迅刻过印章。1933年11月11日，鲁迅在致著名作家郑振铎的信中说：“居上海久，眼睛也渐渐市侩化，不辨好坏起来，这里的印人，竟用楷书改成篆体，还说什么汉派浙派，我也随便刻来应用的。至于在书上的那一方，那是西泠印社中人所刻，比较的好。”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由鲁迅全集出版社初版的《鲁迅书简》 （许广平编纂）的版权页内贴有一枚鲁迅的版权票，在一方四周有齿的白纸上钤盖有仿汉篆体白文“鲁迅”二字，此印采用双刀刻法，印文圆转大方，篆势舒展明快，气势浑厚质朴，此即为鲁迅信中所说“西泠印社中人所刻，比较的好”的那方印，篆刻者是当时正在上海开办西泠印社上海分社的吴德光。又据《藏家鲁迅》 （王锡荣、乔丽华选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8月版）记述，该印系石章，10毫米见方，高38毫米，顶款有“德光”二字，内行人看得出印文字体为“缪篆”，此字体是汉定“六书”之一，介于篆隶之间，“平正方直，庄严雅健”，“外貌若拙而无一笔不巧”，专为摹印之用。“鲁迅”白文印虽常用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鲁迅著作的“版权印花”，但由于鲁迅对此印十分欣赏和喜爱，鲁迅在自己的一些书法条幅上也是经常用的，如鲁迅书赠许寿裳（题款中称“季 兄”）的“惯于长夜过春时”七言律诗条幅上就钤上了此印，还有“万家墨面没蒿莱”“曾惊秋肃临天下”等自书诗稿亦是如此。（参阅《鲁迅自书诗十首》，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71年9月版）。鲁迅致信宋庆龄、蔡元培等，在署名后也常常钤上此印。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的鲁迅遗物中，甚至还发现了许多他未来得及使用的“鲁迅”印章印花。为鲁迅篆刻“鲁迅”白文印事，1936年6月7日鲁迅日记有记载：“同三弟往西泠印社买石章二，托吴德元、顾寿伯各刻其一，共用泉四元五角。”这是吴德光在鲁迅作品中唯一出现的一次，那时鲁迅与其三弟建人均居上海。在日记里，鲁迅将“吴德光”误植“吴德元”，将“陶寿伯”张冠李戴，写成“顾寿伯”了。吴德光（1902—1971），又名熊，字蟠蜚，号幼潜，又号持华，晚年号右旋居士，浙江山阴州山（今属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民国时期著名的金石书画家。吴德光出身于书画篆刻世家，其父吴隐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吴隐（1867—1922），原名金泉，后改石潜，号潜泉，又号 ，今作遁 。斋称纂籀 、松竹堂。工书画，精篆刻，精通金石碑版，兼及陶、玺、封泥、古泉之类，是近代书画篆刻大家。1904年与丁仁、叶铭、王 创设西泠印社于杭州西湖孤山，又在上海福建路归仁里（后迁五马路，即今广东路）开设西泠印社分社，经营书画篆刻用品，编辑出版印谱，是西泠印社“创社四英”之一。吴隐生有三子，吴德光是其次子，他继承父业，喜金石书画，并加入了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志稿》中记载：“吴熊，一名德光，一字蟠蜚，号持华。后学佛，因号右旋居士。隐次子，能刻印，擅镌碑。曾为鲁迅篆刻‘鲁迅’白文印。”笔者曾见过西泠印社编印的1932年版《西泠印社第三十期书目》，内有《山阴吴德光篆刻润格》一篇，惜当时未及时抄录，现在《书目》遗失，已记不得具体内容了。1934年，吴德光与其弟吴振平析分家产后，在上海继续经营西泠印社书店，不久又在南京开设分店。两地生意十分兴隆。可是好景不长，抗战爆发后，南京分店惨遭炸毁，损失惨重。他本人亦沦为难民。遭此重大的人生打击后，吴德光万念俱灰，看破红尘，皈依佛门，改号右旋居士，茹素信佛，枯灯余生。吴德光一生著述宏富，编著有《封泥汇编》 《现代篆刻》 （第六集） 《名人篆隶书条幅》等数十种书画篆刻书籍。

摘要：（上接第5版）因开馆尚早，见导路牌图示中有“碑廊”在焉，好古之心陡起，即抽暇浏览。碑廊中有帖石、御书题刻、墓志铭等石刻，总计不下数十种。初不及细览，仅对碑刻刻工等做了拍照存录，另见有墓志铭三种，前两种大约为杭州附近出土的明代墓志铭，后一种为唐代墓志铭，有志盖，纹饰古朴可爱，首题“唐故婺州东阳县主簿王府君墓志铭”。即以为是邻县东阳文物，遂逐行详览一遍，令人惊喜的是，这竟然是一通出土于诸暨的墓志铭，在编纂《诸暨摩崖碑刻集成》时因疏忽未予收录。该志、盖完整，因已经嵌入碑廊，志与壁平，故厚度不详，石质不明，然应是目前诸暨唐代墓志铭中志、盖完整的唯一一种佳刻。志盖作覆斗形，左右两侧各刻铺首一，满刻牡丹花纹，内作斜曲形栏，栏内作方胜形，有中州风。首题“唐故婺州东阳县主簿王府君墓志铭并序”，盖篆书题“京兆王府君墓志”。正书27行，行24字，盖1行，行7字。谨录碑文如下：唐故婺州东阳县主簿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乡贡进士何得一述府君讳 ，字仙之，其先京兆人也。曾祖，皇任冀州枣强令，赠魏州都督。祖择从，皇京兆府士曹、云阳县令，兼丽正殿学士。父宣，皇郑州原武县令。在官能事，备于考籍，故略而不书。府君即原武第二子也。府君平生雅好儒术，尤多博识。门承素业，代习簪裾，实谓世上良材，人间茂器。弱冠之岁，浪迹江表。常自放旷，不受羁束，笑傲轩冕，贱慢荣禄。中外亲戚，多在省闼。讶公沉静，或时诮之。年近壮室，尚未有求宦之意，后因游公卿之间，或是姻好。睹朱门赫赫，绯紫煌煌。目视心惊，忽然大悟。乃曰：丈夫在世，不践名位，徒自汨没，篾然无闻，实曰浪生，岂为男也？繇是奋衣西迈，历抵京国。当年用品荫获壹子出身，初选朝请郎，授洪州丰城县主簿。时务当剧要，颇有声听。属郡寮吏，靡不叹伏。再选授婺州东阳县主簿，美誉嘉耗，不异前闻。三考居官，一金不畜。所请俸禄，悉以应赡宾侣，遍恤孤孀。恩义既敷，人所咸重。呜呼！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本期福善，反歼令人。开成五年（840）十一月二日遘疾，奄终于越州诸暨县之里第，享年六十三。以开成六年（841）二月十九日卜宅习吉，窆于陶朱山之原，礼也。娶荥阳毛氏。夫人早知妇道，淑有令仪，居丧尽哀，抚幼多惠。有子四人：长曰 夫，次曰蹯夫，曰幼元，曰敬夫。女二人：长女适雁门茹氏，前温州上曹；少女未适。并夙承训导，颇知义方。泣血茹荼，以存礼制。惧年代 远，陵谷迁毁。咸备贞石，志于冢阴。其词曰：阴阳相扇兮，洪炉炽焚；万物变化兮，各归其根。惟我府君兮，寿不永存；荣禄虽及兮，名未显闻。神道茫茫兮，天不可扪；欲穷斯理兮，谁可与论？悲风飒起兮，愁云在原；玄台杳默兮，白日长昏。寒松青青兮，闭此幽魂；千秋万古兮，夫复何言。志主东阳县主簿王 ，“其先京兆人也”，乃官宦世家，辗转迁徙定居诸暨。卒葬陶朱山，即诸暨城区长山，也叫县龙山。夫人“荥阳毛氏”，是其夫人毛姓的郡望，并非实指河南荥阳人士。该墓志铭拓片信息《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已有收录，志文存《全唐文新编》 《全唐文补遗》。墓志铭的其他信息一概不详，也无从在《越中金石记》、光绪《诸暨县志·金石志》之类的金石文献中可稽索，当为后时出土之物。“乡贡进士何得一”，其迹略志书无载，惟光绪《诸暨县志·金石志》“阙访”部录有“《开元观夏尊师季昌墓志》，何得一撰，正书，无姓名。会昌元年二月立。在诸暨陶朱山。见《复斋碑录》。”会昌元年即841年，两墓志铭撰者都为何得一，同地同时代，又同名同姓，当为同一人。《复斋碑录》已佚，著者王厚之，诸暨人。查相关资料，知该志旧为杭州西泠印社藏石，然不知何故录为“宁波鄞县出土”，又是如何流转到一墙之隔的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近百年来诸暨地方文献也未有记载，让人莫可究诘。三、唐故刘府君（简）墓志2017年12月，有位名叫姚海锋的年轻人，辗转通过诸暨在线网站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告知其手上有多年前在诸暨城西詹家山找到的石刻一种，意欲让我经眼下，看有无史料价值，并想捐赠给官方收藏。想起前年编撰《诸暨摩崖碑刻集成》时，文友陶老曾告我在该网站有人发帖，内容是有关诸暨城关附近发现的一块墓志铭的信息，当时只是局部图片，且较模糊，释文分析隐约是一方唐朝墓志铭。我随即留言在线，结果一直未有音信，终以未能采录入编为憾事。后经通话后核实信息，果不其然。志高38cm,宽43.5cm,厚5cm，局部缺边漫漶。首题“唐故刘府君墓志并序”，正书17行，行字不等。现据姚海锋发来的墓志铭拓片图片，释文如下：唐故刘府君（简）墓志并序公讳简，字弘质，元望彭城人也。皇父讳朝。先君讳恒，仁义蕴德，乡党恂恂，以元和（806—820，唐宪宗李纯年号）之中积处乡尹，举止豪逸，英雄一邦。公自幼知书，长而不仕，主家主乡，不眢湫隘。暇则老农老圃，适则杯觞吟咏，非不邀人。事有不敏，公则敏之，问曰无不剖判乎？呜呼，命矣！夫天夺其寿世，不终遐龄，丧乎，谁不痛惜？□以贞元八年（792）生，春秋六十有一，以大中六年（852）十一月四日终于陶朱山西北隅旧里溪上之私第，卜得八年（854）十一月十一日，葬于县西郊石羊村北，原朱校书祖墓邻也。其地以故皇父先于刘兵□买得，积有年月，保识分明，略而备述。公娶义阳郡朱氏。生子有三：长曰文□，师训早严，粗识名字；次曰文膺， 角未至于学；次曰文 ，髫年孤□，未解俯仰。虑他日云远，不测坟茔，故书其墓志并铭云：高青青，深冥冥。波山春秋，日月死生。此无高低，是法是平。老人幼人，前行后行。从墓志铭释文可知，这位名叫刘简的墓主，其父亲刘恒是一名乡尹。在唐代，“乡尹”即是乡长的意思，别称乡正，是唐代乡里制下作为里正的别称之一。乡设置乡正（乡长），见《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开皇九年春二月……丙申，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元望彭城人也”，是指刘姓的郡望，刘姓有“姓启刘国，望出彭城”之出典。此处“义阳郡”也即是指其夫人朱氏的郡望。按唐代墓志铭的撰文风格，彭城人、义阳郡人是指刘姓、朱姓郡望而已，夫妇俩实际应该是诸暨本土人士。“陶朱山西北隅旧里溪上之私第”和“西郊石羊村”，应和墓志铭发现地点城西詹家山属同一方位，此地附近一带曾经出土过多种唐宋墓志铭，是诸暨城区该时期墓葬集中地。惜石羊村村名今已不可考辨。墓志铭刊石于854年，即唐宣宗大中八年。姚海锋先生爱惜乡邦文物，不为一己之好而私藏，毅然将该墓志铭捐赠诸暨市博物馆，此举可嘉，特记以表之。四、唐张处士故亡妻倪氏墓志铭该墓志铭由诸暨文史专家杨士安先生于1996年4月在诸暨市区城南海越公司液化气仓库花圃发现，后捐赠诸暨市博物馆入藏。志高44cm，宽44cm，厚9.5cm。麻砂石质。首题“唐张处士故亡妻倪氏墓志铭并序”，正书18行，行20字。志曰：唐张处士故亡妻倪氏墓志铭并序布衣鲁存古撰昔有张氏者，即承晋以来分派，望出清河。高祖讳□□，曾祖讳□，皇祖讳兰，皇父讳明。处士即承嗣子，芳名曰行简。立性冲和，于家履孝。义有断金，纵心南北。好乐琴樽，过于瓯越。振起早岁，辞亲出吴。年冠之初，娶琅邪倪氏，下居此邑立籍，则为暨阳人也。倪氏，皇考讳伦□□之女也。夫人适于君子，则为处士之妻。夫人内穆外和，夙规礼则，何期修幸不长，以咸通八年（867）岁在丁亥九月四日终于郊亭坊私第也，享年四十有六。育一女曰宝娘，泣血何申？五情贯烈，勤勤孝道，粉身何逮？卜期先远，当祀十月十九日甲申之晨，窆于陶峰之东原，长山之里，礼也。买陈、裴二姓之地。处士达知浮世，名有归期，自易致建造双坟，□后永为长归之宅，丙首之向是也。恐年深代久，陵谷改异，固以刊石，作于铭志。词曰：白玉沉泉，红芳坠土；逝流何速？□宫掩户。松门一闭，风悲月苦；永镇幽冥，千秋万古。该墓主葬于867年，即唐懿宗咸通八年。杨士安先生不但捐赠该志，并撰写《一篇改变“暨阳”历史的唐代墓志铭》一文对该志予以考证。五、唐故北海戚处士墓志据光绪《诸暨县志》载，该墓志铭“石径二尺一寸八分，横二尺五分。……旧在诸暨灵泉乡，后移藏萧山县治西河王兰陔中丞家。”在编撰《诸暨摩崖碑刻集成》过程中，通过搜找，终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一书中找到了该墓志铭的详细流转信息和拓片图片。墓志铭宽47cm，长51cm。20行，现存366字，志石左上角已崩失。首题“唐故北海戚处士墓志并序布衣赵 ”，正书20行，行23字不等。该墓志铭一度“移藏萧山县治西河王兰陔中丞家”，后又从萧山流出，辗转归晚清名臣端方和张之洞之子张仁蠡收藏。数易其手后，又为北京大学文研所收藏，1956年又转入故宫博物院收藏。志文入录《唐代墓志汇编》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和端方所著《陶斋藏石记》等编。王兰陔，萧山人，富藏书。录志文如下：唐故北海戚处士（高）墓志并序 布衣赵处士讳高，字崇景。其先北海郡人，枝派清 ，不可殚言。上因官从职，迁为越州诸暨灵泉之里人也。曾皇父讳朝，皇父讳霞，皇考讳防。清崇道德，风月 情，皆没迹云端，世推之上也。处士才锋 锐，仁海疑波。不重百辟之荣，而嗜寸阴之道。见一善而忘百非，洞施恩而不念报。滔滔为冠世媒阶，荡荡作后来梁橹。何期覆覆载兴否，三清晦明，淑人君子，胡不万龄？处士芳寿，不或之岁未升，壮室之年有五。以中和三年岁次癸卯（883）秋九月甲子朔十九日壬午之辰，天降深祟，魂沉逝流，遂奄终于后流私第。嗣子三男二女。孟曰崔婆，仲曰（）啉，皆当龀岁，礼义未分。扶柩呕哑，孰不伤悯，痛哉！季子董婆，襁负怀抱。倚庐之门，运业何因，终天之苦。长女娉受周氏，礼未及归；幼女齿未及笄。遽遭酷罚。夫人清河张氏，孀情惨裂，涕泗交凝，笄 无光，蓬鬓 首。泣青萍之去迹，哭绿绮之断弦。夫人遂抑哀整容，咸告儿女曰：“礼难可逾，吉择日月，善卜名原。”以年冬十月甲午朔廿七日庚申，将窆于石蟹皇父之茔右壬首之坟，原之礼也。虞以日居月诸，山谷渝变，哀告请铭。 宿契金石，敢惭琐才，掩涕握管，而为铭曰：之华，蜉之蝣。石之火，水之沤。四之质，难久留。（其一）尊道德，洞仁义。望长材，成大器。孰知天，兴祸至。醴泉竭，德星坠。女未归，男尚稚。孀妻房，冷秋水。睹遗踪，逗双泪。宿何缘，无终始。泣告余，请铭志。墓主葬于唐僖宗中和三年（883）。文中“诸暨灵泉”“石蟹”，宋施宿《嘉泰会稽志》有记云：“诸暨县西三十里为灵泉乡，有石蟹里。”即今草塔镇灵水村属地。对于此地名和墓志铭的流向，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也有记载：“里有唐戚处士墓，有碑铭。原石归萧山王氏。文载《金石志》。”六、“暨阳”释关于唐代墓志铭的避讳问题，光绪《诸暨县志》撰者在《唐戚处士墓志》一节中有专门论及：“‘世’字不讳，唐碑间亦有之。然‘暨’作‘暨’（注：旦之日为口字），则又以避睿宗讳‘旦’而然也”。即避唐睿宗李旦名讳。从这几种志文可见，暨阳之“暨”下部首为旦中间缺一，为典型的唐代缺笔讳。在上述五种墓志铭中，仅《唐故刘府君墓志》文中无“暨”字，其余四种志中“暨阳”之“暨”字都是缺笔讳。《唐故诸暨县邵府君吴夫人墓志铭》云“吴氏，暨阳族之望”，对诸暨古称“暨阳”的说法，参照通行的起始于唐光启中约886年前后之说，起码提前了50年，坐实了至少在唐开成元年（836）就已经有“暨阳”的实证，也充分说明了石刻文献是石头上的志书的重要性。另一种光绪《诸暨县志·金石志》存目的唐代《王府君（士伦）墓志铭》，从《古刻丛钞》查阅到其志全文（《全唐文补遗》也存文），文曰“公春秋五十有七，以大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终于暨阳之私第”，早于《唐故诸暨县邵府君吴夫人墓志铭》一年，可互为佐证。相信随着地下文物的出土和史籍文献的检索，对“暨阳”年代的考订会有更早的时间确证。该志首题“唐故诸暨县邵府君吴夫人墓志铭并序”，可见其时已经通行称为“诸暨”。另如刊石于唐乾符五年（878）的《唐军库使团练衙前散将吴君墓铭并序》，其文曰“祖宝，考严，因避地寓居诸暨”，也然。其他几种志文也有此例，可见其时“诸暨”“暨阳”根据时人撰文习惯，皆有书写入墓志铭，非为某个时期特指。如今人也有书诸暨为“暨阳”，古今同理。七、结语1996年4月杨士安捐赠的《唐张处士故亡妻倪氏墓志铭》、2017年12月姚海锋捐赠的《唐故刘府君墓志》和2020年8月笔者在浙图孤山分馆发现的《唐故婺州东阳县主簿王府君墓志铭》，是目前诸暨志石尚存世的三种唐代墓志铭，和其他二种仅有拓片留存的墓志铭一起，构成了诸暨唐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可以为《全唐文》新编和补遗所采择。通过对其墓志铭文字的考释，对我们了解诸暨唐代墓葬制度、书写源流风格、姓氏迁徙分布、地理域名变迁、墓铭行文风格、避讳制度、暨阳的称谓演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文中□为缺失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