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人才士常有结社雅集之风，这是一个颇有兴味的话题，也是古代文学和文人生活史研究的题中应有内容。近二三十年来，学界涌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有泛论古代文人结社的宏观之作，如李玉栓《中国古代的社、结社与文人结社》等；也有专就某一时段立论的断代之作，如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等；又有以某一时段某一区域为研究对象的专题之作，如张宁宁《传播学视阈下的明代莆田文人结社》等，但是以某一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通代之作似未经见，而佘德余教授的《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版）一书就是这样一部以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为观照对象的通代之作。的启发，对这两个概念作了深入的辨析。

他认为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来自同一源头，文人结社与文人雅集有相通之处。文人结社肯定离不开雅集，但从其形成发展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又有区别。相对而言，雅集的概念更为宽泛，诗社则是从雅集分化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与雅集的随意性不同，诗社对于结盟十分强调，组织形式更为严密，人员构成也相对固定，活动内容均有社规章程可依。雅集出现较早，而结社的出现较迟。绍兴文人雅集始于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等42人于会稽郡山阴县兰亭的修禊活动，其后又经历了唐宋时期的文人唱和，绍兴文人结社始于宋末元初的“吟社”“汐社”“越中诗社”和“山阴诗社”，明清时期八股文科举考试制度的完善，推动了文人结社与文人雅集的兴盛。

绍兴的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时而并行，时而交叉发展，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这在我国地方文化史上是一种少有的现象。这是对绍兴文人社团史特征的客观论定。二对文人雅集与结社在各个阶段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研究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活动的开展往往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佘先生将绍兴的文人雅集和文人结社活动划为东晋南朝时期文人社团史的滥觞期、唐宋时期文人社团的发展期、宋末元代的成熟期、明清时期的兴盛期、近现代的转型期等五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设为一章，每章都有专节对形成的背景展开较为详尽的描述。

如在第二章绍兴文人结社的滥觞期阶段，着重探讨了西晋末年永嘉南渡，中原人士大量南迁，汉族政权的政治中心亦向东南地区转移，文化重心亦随之倾斜的过程。越地当时远离战乱，吸纳了大量南迁的人员，其中包括琅邪王氏、陈郡阳夏谢氏、北地泥阳傅氏、高阳许氏、太原王氏、江夏李氏、谯国戴氏、高平金乡郗氏、颍州鄢陵庾氏等世家大族。在此机遇下，会稽郡在南朝时迅速成为物阜民丰的都市，与当时的建康形成对峙。域内在政治文化上形成了一个追求个体精神自由、风流优雅风尚的文人集团，他们吸纳了少数土著士人参加，从而产生了兰亭雅集这样的文化壮举。

唐宋时期，越州州治已经成为“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的著名都市。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社会动荡，而浙东地区相对稳定，越州比较富庶的经济条件和千岩万壑的山水环境，经过王羲之、谢安、谢灵运等人的文化张扬，使得“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不少文人骚客纷纷奔赴浙东地区，或宦游，或探访，寻求心灵慰藉。于是有李白、孟浩然、杜甫等诗人的探游，有任浙东观察使薛兼训幕府的鲍防等众诗人的浙东联唱，也有身任越州刺史的李绅、元稹和旅越隐居的方干参与酬唱。

两宋期间，蒋堂于景祐三年（1036）以吏部员外郎知越州，与僚属“曲水阁”唱和；秦观于元丰二年（1079）至越州探亲，与时任越州知州的程师孟、杭州知州赵抃诗词唱和；辛弃疾在绍兴知府任上与姜夔、张镃、刘过等人唱和；姜夔、吴文英与绍兴府官员和文士唱和；陆游于张镃北园与杨万里、尤袤等集会。宋元易代之际，由于元僧杨琏真珈盗掘南宋皇陵，妄图通过宗教手段摧残汉人的民族意识，打击江南人民反元情绪，激起了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一批文士的反抗，他们以结“吟社”“汐社”“越中诗社”的手段，以诗词为武器，抒发故国之思，批判元朝政权的残暴。

明清时期绍兴已经失去了行政区域的优绍兴号称文化之邦，人才荟萃之地，自两晋以来，绍兴文人就有结社雅集的风尚，以后逐渐成为一种颇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文人娱乐活动。纵观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1600余年的发展历史，它不仅促进了绍兴地方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丰富了绍兴地方文献，同时又培养造就了大批科举人才，成就了绍兴“名士之乡”“科举之乡”的美名。从这一角度考察，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不啻是一部绍兴人才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绍兴文化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南北文士的文化交流史，它们都为当时文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研究对丰富绍兴文化史研究主题和文人生活史细节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佘德余教授具有十分深厚的相关学术积累，是担任这一课题的不二人选。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在教学之余，摘录了不少相关资料，做成卡片，撰写了《绍兴文人结社》的长篇论文，以连载的方式，发表在《绍兴师专学报》上。后来虽因故中断了这方面研究，但一直关注着这方面的研究动向。佘先生撰写过《越中曲派研究》《张岱家世》《浙江文化简史》《城市文人——张岱传》《宦游集——域外名人与绍兴》《山阴（绍兴县）吴氏家族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著作，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力，退休后又重理旧业，孜孜矻矻、焚膏继晷地写出的这部煌煌四十余万字的论著，自然是厚积薄发、本色当行之作。

通览全书，厥有四善焉：一将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结合在一起研究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佘先生早年的论文《绍兴文人结社》未能对此作出辨析，后来受他人研究成果揭示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的影响抑或作用，这历来是这方面研究的吃重部分。但佘先生凭借着多年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奠定的深厚理论功底，对此也有通盘的把握。他认为，绍兴自古以来，其优越的山水人文环境吸引着外籍的文人墨客，给当时宦游于越地的文士提供了文学创作的丰富资源，他们写作的大量诗词文章不仅充实了他们个人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助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并对后来文学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晋书·王羲之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四深入探讨了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对当时文学创作和绍兴文化史的影响佘先生经过仔细考察，对绍兴文人雅集和文人结社的发展趋势有总体的把握。他认为，绍兴作为一个郡州府级的行政区域，文人雅集和文人结社持续发展1600余年，从参与人员的籍贯、域外文化与绍兴本土文化交流来看，大约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趋向：

第一个发展趋向，即东晋南朝至唐宋时期：绍兴在历史上原是于越族的发祥地，越国的首都，秦灭六国后成为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129）吴会分治，成为会稽郡郡治所在地，隋、唐、宋改为越州或绍兴府，但仍是浙东道治所地，具有辖领浙东六州或六府的优越地位，从而吸引了大批的中原士人，或宦或游或隐居于此。这些文士公余在越地组织诗歌联唱，如唐大历年间（767-779）鲍防、严维的浙东联唱，元和年间（806-820）李绅与薛苹的唱和，长庆年间（821-824）元稹与白居易的酬唱，方干客居越地与当地州县官员的唱和，两宋（960-1279）宦游于越的官员与越地文士之间的唱和。据竺岳兵考察，这一时期进入浙东唱和的中原文士就有420余人，形成了一条“浙东唐诗之路”。其实应为“浙东唐宋诗之路”。据《全宋诗》《全宋词》《嘉泰会稽志》《剡录》记载统计，两宋进入浙东唱和的诗人也有273人。此时的文人雅集与诗歌唱和仍是以外籍文士为主，本地文士只是配角、被邀请的对象。通过唱和交流，提升了本籍文士的文学创作水平，也为外籍文士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生动丰富的题材。

第二个发展趋向，即宋末至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绍兴所属八邑已经出现了一批世家望族，他们通过八股科举考试，涌现了一大批官员和文士，将文人结社、文人雅集推向高潮。此时出现了由本籍文士为主，吸纳外籍文士参与唱和的现象。不仅如此，绍兴文士还走出绍兴，参与外地的文人雅集与结社活动，并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杨维桢、王阳明、徐渭、陶望龄、吕胤昌、张汝霖、王思任、祁彪佳、黄宗羲、商盘、李慈铭等。

第三个发展趋向在近现代，这一时期绍兴籍文士走出绍兴，走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通过创办学校、出版刊物、书籍等方式结社雅集，或组织革命团体，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和文学的建设。这是对绍兴文人社团主体活动发展嬗变的宏观把握。三对文人雅集和文人结社的三大发展趋向进行分析势，但由于前几代的频繁移民，经过长期的积淀，绍兴所属八邑出现了一批世家望族。随着明清八股科举制度的完善，这些世家通过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出现了大批科举人才和文士，因而推动了文人雅集和结社活动趋向高潮。这是对绍兴文人社团史文化背景演变脉络的精辟概括。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他们徜徉于会稽的明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山阴兰亭雅集诗借助自然山水表现玄思理致，艺术水平虽不高，却为以后的谢灵远开创山水诗派奠定了基础。王羲之为兰亭修禊诗写的《兰亭集序》也成为东晋优秀的散文，为世所推重，其曲水流觞的修禊形式也为后世所继承。后或宦或游越地的唐宋文士更是络绎不绝，如李白三次来到越中，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千古名篇，李绅在越州刺史任上创作《新楼诗》二十首，元稹在越州刺史任上因写下“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之句，后人遂在州宅原址上兴建“蓬莱阁”；辛弃疾在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任上，曾写下了《汉宫春·会稽蓬莱阁观雨》词的千古绝唱，又在其相向之地创建秋风亭，亭成，又写下了《汉宫春·会稽秋风亭怀古》词，引得姜夔、张镃、丘崈、李兼善纷纷和作。

唐大历年间鲍防、严维于越州的联唱，对诗歌联句体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文体发展史上对文人词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南宋遗民词人缔结“吟社”唱和的《乐府补题》之作，对清初诗（词）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大大激发了清初词人写作咏物词、隐逸词的兴趣。王沂孙最工咏物词，为清中叶以后的常州词派所推崇备至。杨维桢凭借参与顾瑛“玉山雅集”的平台，为铁崖诗派成员的创作活动与发展兴盛提供了场所，也使杨维桢成为“元末最主要的诗文家之一，在元代诗坛上也是个色彩最突出的诗人之一”（杨镰《元诗史》）。明清两代，热衷参与雅集和结社的文士更多，他们中虽然未能出现一流的文学大家，却也涌现了各具个性特色的众多诗词文作家、戏曲家、教育家、思想家。如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的王阳明、周汝登、刘宗周，诗文、戏曲、书画皆有成就的徐渭，诗人、戏曲家的吕胤昌，文学家的陶望龄，还有诗文皆擅的戏曲理论家的祁彪佳、王思任，散文家、史学家、戏曲鉴赏家的张岱、毛奇龄，诗词、戏曲家的吕师濂、吕洪烈、金烺、吴棠祯，以及诗人刘正谊、金以成、商盘、周长发、刘文蔚、童钰、陶元藻等等。近代则有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等，现代更有鲁迅、蔡元培等一批新型的文化人，他们为中国现代的文化、文学都曾作出了巨大贡献。

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活动所创作的诗词作品大多得到保存并流传下来。东晋兰亭雅集至北宋熙宁（1072）七百年间，雅集(或集会)活动所酬唱的诗作，为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保存下来。其后雅集或集会的诗文作品，《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和高似孙编的《剡录》也有收集。参与当时集会酬唱的唐宋作家的专集，后人整理的《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词》也有收录。宋末至元、明、清雅集与结社的作品，大多由作者的诗文专集保存下来，明清编纂的《绍兴府志》和各县县志也有记述，此外有山水专志，如《兰亭志》《云门山志》《龙山诗巢志》等，还有大量的氏族谱中都有记载。近现代的作者都有专集流传。他们的作品不仅彰显了当时的文学成就，更是绍兴地方的巨大的文献库。佘先生于此都有详实透辟的论述，自可成一家之言。

总之，佘德余教授《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研究》一书通过对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活动这一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和梳理，展开了传统人文精神的深层探索。作者在自己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各朝各代绍兴文士的雅集结社活动进行个案分析，取材广泛，举证详细，说理有据，新意频出，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和思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