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十一年 (355)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会稽郡城内外、建康朝廷 上 下 传开———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辞 职 隐 退了，而且态度是如此坚决，绝无回旋之余地。他在内史任上干得好好的，民众拥戴他，同僚信任他，家庭也和谐融洽，身体虽然不很强壮，但年仅53岁，精神仍旺盛，为什么辞去官职，一定要隐退呢？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王羲之与顶头上司王述“情好不协”，矛盾激化，而以辞职来表达愤慨内心，来维护自己为人的尊严。
　　王述，字怀祖，与羲之同年，而且其先祖与羲之之先祖为兄弟，即秦国大将王离之子。王离被项羽俘虏，其一子王化逃至琅琊，遂为琅琊王氏，另一子王威逃至太原，遂为太原王氏。瓜延藤蔓，经四五百年，这两王氏均为当地望族，当然岁月悠远，两地不再以亲属相处了。王述之祖王湛，字处冲。《晋书》有传，云：“少有识度。”父丧，居于墓穴，阖门守静，不交当世。他学问深邃，剖析有理，微妙精当，使其侄子王济“心形俱肃”。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余。他历任秦王文学、太子洗马、尚书郎、太子中庶子，出为汝南内史。王述的父亲王承，字安期。《晋书》本传称他：“清虚寡欲，无所修尚。言理辩物，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有识者服其放而能通。”他在青年时，就知名于世，永宁初为骠骑将军。时天下将乱，他早意识到朝廷应该南迁江左，就以司空从事中郎身份到建康，“预通大驾”后，赐爵蓝田县侯，又为东海王越之记室参军。司马越很看重他，对儿子说：“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后来任东海太守。他“政尚清净，不为细察”，宽厚人望，为民称道。不久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众亦“咸亲爱焉”。本传云：“渡江名臣王导、卫阶、周觊、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所以王承是东晋王朝的名臣，位高而声望大。王述就出身在这样一个望族而名士华阀之家。本传记他三十岁之前也是一个知礼有名的人：“少孤，事母以孝闻。安贫守约，不求闻达。性怡静，每座客驰辩，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王导辟其为中兵属，对庾亮说：“怀祖（即王述）清贞简贵，不减祖父，但旷淡微不及耳。”王导真是有知人之明，知王述为人不够旷达淡泊。他心地偏狭，又不甘寂寞。他还是一个偏急的人。《晋书》本传记一事：“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以掷地。鸡子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踏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掇内口中，啮破而吐之。”后来王述出补临海太守，迁建威将军、会稽内史。在会稽内史任上，其母亡故，王述按制丁艰去职，故朝廷以王羲之为会稽内史。王述家在山阴城外十余里，这是一个不小的庄园。他清谈绝伦，宾客往来不绝。王羲之到任后，出于礼貌，就到王述家吊唁拜让。王述很高兴，希望羲之能经常去他家。
　　但他心术不正，常以自我为中心，利用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时王羲之在朝野已有较大声望，他盼望羲之能不时到家，于是每日让家仆洒扫庭院，以备迎候，每当闻车铃声，以为羲之来了，就立亭中迎接，不见羲之便失望。时间一长，由失望而怨恨，转而成了愤恨，进一步就要以报复来泄愤了。而王羲之呢，他性格耿直，对于不喜欢的人，不会假装热情，更不会去假意讨好。本来两人“情好不协”，现在就更心有芥蒂，不去会见他了。王羲之心地善良，认为仅此而已，不去访迎也是常有的事。他绝不会想到对方睚眦必报的阴暗心理。
　　永和十年（354），王述丁忧毕，时司马昱当政。也许是前不久（353年）司马昱让殷浩出征北伐，而王羲之笺司马昱，陈说利害关系，反对此次北伐，由此得罪了司马昱。而这时司马昱提拔王述任扬州刺史。当初王羲之常对宾客说怀祖以后可做尚书，到老可做仆射，地位已是很高了，现在王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因为会稽郡正属扬州管辖，王述就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两人由平级而成为上下级。当王述由山阴起程赴建康时，与会稽郡官员一一告别，唯独对王羲之“临发别而去”，这就明显地给羲之一个难看，也预告他的报复行为就要开始了。羲之是十分天真的，他认为王述只会仅此而已。但不久见到王述多次来会稽巡视刁难王羲之，这使王羲之感到麻烦来了。俗话说惹不起，总躲得起，你是扬州刺史正管着会稽郡，我不如将会稽郡与扬州脱钩，归属为前不久议论过的越州呢？你管不着，我就安分了，井水不犯河水，不就太平了吗？于是他专门打了报告，并派专人到朝廷送禀。岂知使者拙于言辞，被人几次询问就讲不出道理来。其实改变地方州郡隶属关系岂是一个报告就能了结的。这时一些人以此嘲讽羲之，引为政坛上的一个笑柄，此后，王羲之要求改变会稽郡隶属关系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两个人的一时误会，不会有大事，因此也不加重视。此时，王述却看准机会进一步报复，以州刺史身份来会稽郡，尤其考察刑法诸事，而主者“疲于简对”，这给王述抓住了辫子。他又借北伐为由向会稽郡征用大量军用粮米。对此种行为，羲之深耻之。他是一个孤高不羁的人，受不得这种窝囊气，不会摧眉折腰去侍奉他们。他召集子女，愤慨地说：“我不比怀祖差，而现在与他地位相差悬殊，这是由于你们不及坦之(王述之子)的缘故啊!”这是有点冤枉子女的，其实当时凝之、徽之、桢之、操之等已进入仕途，任职不低，崭露头角，为世人尊重。羲之的话其实不是责备诸子，而是内心痛苦和愤懑的发泄，是对王述卑劣行为的斥责。
　　在极度愤慨走投无路之中，他想到了隐归一计，这是历史上士子穷竭之时的一条通行的出路。但王氏家族的祖训是不让羲之不仕的，因此如何面对列祖列宗，面对永眠于地下的父母呢？羲之是一个孝子，他对父母是有承诺的，但现实却逼得他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且是中道而改途，就必须先行祷告父母，表达自己无可奈何决绝的内心。所以，王羲之就采用了去父母墓前发誓的形式。自任会稽内史后，他已将父母之墓迁入山阴，逢年过节可至坟前凭吊。现在他只好又一次告奠父母了。
　　时年三月九日，他带了妻儿来到父母墓前并自誓。《晋书》本传论记了他的自誓文：“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8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兮，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嗷日！”誓言简扼回忆了自己的过去，阐述了辞官致仕的原因，表达了归隐田园的决心，感情深沉而悲庄，态度沉着而明断。似有无数情事要向父母诉说，现在内心已决，极无余地可回旋，正如《晋书》传述：“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证之。”“苦”即誓重，誓诀别。誓墓后，王羲之就交还了印信，搬出了官邸，回到儿孙满堂的家中，很快过上了归隐生活。
　　不过王羲之誓墓归隐还有其内在原因。内因大约有四。首先是他的思想信仰与仕途遭际。王羲之是深爱老庄思想的玄学门徒。“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子弥焉。”东汉张道陵（94—156）首创五斗米道，其孙张鲁曾据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地区性政权，达三十余年。五斗道是道教中最早的一种，尊张道陵为天师，故又称为天师道，奉老子为教祖。《老子》五千言为主要经典，故在广大民众和读书人中颇有影响。张道陵曾任巴郡江州令，后弃官隐于北邙山，学长生之道，以后又借托太上老君，作道书二十四篇。五斗道的这些教义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当然亦为羲之深知，且愿为躬行之。特别是张道陵先仕后隐的经历，不会不对他产生影响。而辞官便可全身心地投入于此种以老庄哲学为指导的道教生活了。其次，他起家“秘书郎”以来近30年，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你争我斗、煽风点火、拉帮结派、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拥兵自重、割据叛乱等种种污行罪恶，乃是痛恨切骨，因此在“素自无廊庙志”的基础上，如今是付于行动的时候了。他恨黑暗的官场，厌倦当世为官。他唯恐退而不及，躲而太迟，俗谓是非要避抽身早，祸福得免须知时。“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自感已达到“知还”的时候了，如果再深陷下去，耽误下去，就会“忧及宗祀”了。所以他下决心，乘机辞官，“止足之兮，定之于今。”如果延误时机，贪冒苟进，则会“若坠深谷”而不能自拔。第三，我觉得与他此时健康原因有关系。《晋书》本传记他“称病去郡”，这既是辞官借口又是身体实情。他信奉五斗米道，服食采药，结果损伤了自己的身体。羲之晚年体弱多病，但他仍想用道教的养生方法来挽回健康。但在官职任上不说日理万机，也是责在双肩。他又是一个爱民清官，以民为本，解民之忧，济民之困的人。然朝廷赋役重重，法制苛繁，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他无力补救民瘼，无法医治社会痼疾，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痛苦，“铁肩担道义”，他自感不是铁肩，无法担负起天降之大任，如此则更感心机焦虑，心力交瘁，而于健康更加有害，道教养生主一个“静”字，心意烦乱，又怎能安心安静呢。故权衡利弊，对自己讲，还是弃官归隐为好。
　　第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或称内动力，就是他的书法历程。当世和后世不少论者认为王羲之的书法以50岁左右即到会稽内史时为其后期，而后期书法为其成熟期，到达了随心所欲、精进登峰程度。作为一个艺人，特别是如王羲之这样一个匠心独具的天才大家，此时也感到只有书法才是自己的生命活力之所在，是自己日常生活的最大兴趣，最高追求，最迫切的崇高事业，因此也需要全身心投入，一心一意践行，摆脱一切烦事俗累，而致力于书法艺术的进击中。既有此良机，又何不弃官归隐，以书法而终身呢？因此专事书法的内心企求，使他产生此路不通那路通，塞了仕途书途通的思想，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这样，这全新的人生道路使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归隐山林之途。
　　可见，王羲之的誓墓归隐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王述的由“情好不协”到打击报复使王羲之自尊心大受损伤，王羲之对官场的厌恶与对道教养生的向往，特别是对书法艺术的进一步追求，使自己找到了另外的生活道路。这样他就坚决地告别了自先祖以来一以贯之的官宦生活，而过上与山林为伍的隐居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