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例案全集》和《刑案汇览》——清代绍兴师爷司法资料汇编的集大成之作 　　清代的官员队伍，与秦汉以来各朝相比有其特殊性。入关的满人多靠军功或恩荫，文化层次相对较低。汉人入仕主要途径的科举考试，自明初规定以八股文阐发朱注四书五经以来，举子的思想与眼界日趋狭隘僵化，至清代仕进者多不知法律与世务。而此时全国生齿日繁，衙署案牍倍增，读律用律，审案断狱，征赋理事，成为各级官府不可推卸的繁重公务。北宋苏东坡曾讥言：“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但至清代，祖先们这种以经书诗文为治，“无案牍之劳形”的福气，已然一去不复返。官员不谙读律用律，审案理事只能依赖熟习司法的专门人才即幕友，故各级地方官府延聘幕友之制，在清王朝定鼎之初即迅速全面地建立起来。读律用律成为幕友的专利，官员雇用幕友“佐治”而坐享其成，成为有清一代的常态。 　　清代司法实践所凭依据，有所谓“持衡秉宪，律不具则求之例，例不足则求之案”的潜规则。（《例案全集》陈汝楫《序》）也就是说，审案断狱是既用“律”（《大清律》的各条律文），又用“例”（律文之后所附的条例，是清帝认可的判例或对某些案件批示如何处理的谕旨），还用“案”（律例之外可比附某律某例的奉有上谕的成案）。业幕者不仅要熟习和运用官颁的律令，对那些尚未收入官颁律令却切合实用的例案，也必须搜罗、熟悉，用之于司法实践。徐珂《清稗类钞·绍兴师爷》讥称之为“师传秘本”，清人梁章钜《浪迹续谈·绍兴酒》一则亦云：“世人每笑绍兴有三通行，皆名过其实者。如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 　　其实所谓秘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司法资料参考手册，这往往是业幕者用多年心力搜集积累而成。但州县幕席所见有限，积累的资料与经验多数只敷自用或私传子弟；而那些在高级官署做事多年，留心搜集积累又存心施惠众人的资深幕宾，就有条件纂辑为集大成的司法资料汇编并刊行于世，绝非可轻薄谓之“秘本”。 　　俗云“无绍不成衙”，绍兴师爷在纂辑集大成的司法资料汇编方面同样成果突出。本文试为介绍两种这样的重要书籍。 　　一、《例案全集》 《例案全集》三十五卷，张光月辑，首刻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思敬堂刊本。张光月字我山，浙江绍兴山阴人。生平情况志谱无载，仅有本书的三篇序文略涉一二。张氏《自序》云：“光月少因家累荒于学，碌碌无所表见。徒因人远游，栖迟幕下，历今且三十年……康熙六十一年…自序于金陵之藩署。”可知张光月是一个作幕将近三十年的资深师爷，书成当时在南京布政使司官署。“江南安徽布政使今升浙江巡抚”的李馥在《序》中说：“余自陈臬江南即与相交好，及移藩江北复资助理。”则又知张光月的幕主是先任江南省江苏按察使、后又任江南省安徽布政使的李馥。居此省级衙门多年，无怪乎能纂辑成可称“全集”的例案汇编。 　　成书的过程，张光月在《自序》中说：“栖迟幕下，历今且三十年，于律例之学，颇竭其愚钝，探索原委。自刊行诸书而外，凡见文案所未载而可引为例者，皆手自抄撮，分门别类，细为编次，积久乃得成书，而一代之令甲咸备……光月置诸案头，以备省览，冀自补阙漏遗忘。见之者皆谓此王朝之典式，宦学者必资，不可不公之于世。光月不敢私，乃重加校订，付诸剞劂。”这段自述，道出了他三十年来探索搜求积累整理的辛勤。 　　《例案全集》三十五卷，篇幅达1500多叶，正文半叶12行，每行28字，共约40万字。全书不收《大清律》的律文与例文，但按《大清律》之七律分类编次，分名例、吏例、户例、礼例、兵例、刑例、工例7类编为33卷，最后两卷34卷是清代特有的“逃人”，35卷为“续增”。每卷之首冠以目录，每件例案注明叶码。全书内容，于《凡例》交代说：“本朝钦定颁行者，文职有《六部》《处分》与《续增则例》，武职有《中枢政考》，棘闱有《科场条例》，校士有《学政全书》，治罪有《刑部现行》与《督捕则例》，皆仕学津梁，必不可少。其余有奉旨允行而未经刊布者，乃各直省成案，亦当分别先后，参酌遵行者。是刻统采校订，备载无遗。仍于本题之下，注明某系《处分则例》之某部，某系《中枢政考》之某集……”也就是说，《例案全集》将《六部则例》《处分则例》《中枢政考》《科场条例》《学政全书》《刑部现行则例》《督捕则例》等已颁官书中适用各例，与奉旨允行而未经刊布的各省成案均予采入，分门别类载于各卷各题之下。据笔者统计，全书有律条题目438条，所收例案共3018件。其中168条仅有题而无例案，对此“凡例”中说明：“如律有题而例案无文者，仍于目录内虚列其条，以俟续入。”已成巨帙，尚待补续，作者之心，不可谓不大！ 　　关于《例案全集》的作用，李馥的《序》说：“使例必附律，案必依例，俾用者心开目明，当官莅政，胸有章程，吏胥不得轻重上下以掺其权，盖真书狱之金科玉条也。”苏州人陈汝楫（需斋）在《序》中说：“使例必附于律之条，案必补乎例之阙，门部井然，颠末可考。观者仅以顷刻检寻，坐收数年诵习之效，则其用力勤而为功远矣。好学深思者苟能反复晓畅，不但朝章国故胸具干略，但观其例有随时而律必遵礼，则其说有进于吏事者。”两人重点都在说本书有益于当官莅政。恰如雍正帝在《大清律集解序》中所言：“是书也，岂惟百尔有位宜精思熟习，悉其聪明以察大小之比；凡士之注名吏部，将膺民社之责者，讲明有素，则临民治事，不假于幕客胥吏而判决有余。”可惜这都是一厢情愿。像晚清山阴平步青那样一署江西按察使就以“刑官不可为”而引疾辞归，恐怕在以清要为习的官员群体中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因此真正的需求者和受益者，恐怕主要还是明知业幕“有伤阴骘”而不得不尔的众多为幕主代操刀笔的刑名师爷。 　　《例案全集》的许多卷首都刊有校订者姓名。他们是作者之子允平（宝衡）、允修（身先）、允治（九功），女婿刘士进（晋升），可知这是一个师爷家族；还有会稽孙象参（升辰）、会稽金贤瑞（元士）、会稽王颖发（遂可），秀水陶金兰（湘南）、长洲俞陶昌（元述）、长洲陆廷灿（景文）、虞山孙弘铎（孟鸣），这些人都应当是与张光月相知而熟习幕务的江浙两省同道。 　　二、《刑案汇览》和《续增刑案汇览》 《刑案汇览》六十卷，卷末附“刑部事宜”和“拾遗备考”，首刻于道光十四年（1834）；《续增刑案汇览》十六卷，首刻于道光二十年（1840），均为棠樾慎思堂刊本。两书编纂者都是浙江绍兴会稽人祝庆祺。庆祺字松庵，与张光月一样生平情况志谱无载，在书中又未见“自序”文字，我们只能从鲍书芸的序文，及“凡例”的只言片语中知其一二。 　　《刑案汇览》参定者安徽歙县人鲍书芸道光十四年《序》：“岁癸未（道光三年1823），余奉职西曹，见历年成案若画一，而文牍浩如烟海。每思分门别类，裒集一书以便检阅。自维研究未精，未遑从事。洎居母忧归扬州，会会稽祝君松庵，读所录例案一编，窃幸与鄙见同也。爰馆之家，嘱成全帙。而君虚怀雅抱，与余商榷是非，悉心对勘，昕夕忘疲。编次未竟，会祝君应闽督孙文靖公幕府之聘。壬辰（道光十二年1832）复至扬州，重加研究，阅三寒暑而始蒇事，得书六十卷。”从文中可知祝庆祺曾做过闽浙总督孙尔准（谥文靖）的幕宾；《刑案汇览》是他依据自己所录例案在扬州鲍书芸家中编辑完成的，经历前后两段三年多时间，且与长期任职刑部的鲍书芸“商榷是非，悉心对勘”，故鲍署本书“参定”之名。孙尔准任闽浙总督的时间是道光五年（1825）九月至道光十二年二月卒，祝庆祺何时赴闽不清楚，回扬州继续书籍的编纂当是在幕主故世后不久。又《刑案汇览》的“凡例”第六条说：“除说帖、成案、通行之外，尚有在部时遇案自行记存者共计五百余件，并已集入。”这里的“在部”只能是刑部。可知祝庆祺馆于扬州鲍书芸家编书之前，是在刑部做事而积累的资料。 　　《续增刑案汇览》鲍书芸道光二十年《序》云：“《续增刑案汇览》十六卷，祝君松庵甲午（道光十四年1834）以后需次都门所重辑也。松庵读律察例，能得其微意所在，于此事最为精密。作吏云司有年，思假此以济世。故前书之成，殚精疲神者阅十余载。因说帖议案层见叠出，皆司法者所欲比引参考，乃复续纂此帙。唯予年来寓维扬，未遑就近商榷。而是书之发凡其例，分条析理，精警一如前书，则松庵之搜罗裒集，专事独成，其勤恳实有倍于往昔者。”阅此可知《续增刑案汇览》为祝庆祺独力编纂而成，祝是刑部云南司吏员，《刑案汇览》和《续增刑案汇览》两书的资料，都是他在刑部多年积累的。 　　《刑案汇览》及其《续增》是时势所需的产物。乾隆五年（1740）颁布《大清律例》，正式将“律例”并称，具载例文1049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五二载有乾隆八年（1743）上谕：“嗣后如有轻重失平律例未协之案，仍听该督抚援引成案，刑部详加查核，将应准应驳之处，于疏内声明请旨。”这是认可了以案代例的合法性。此后《大清律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律文基本稳定，主要是例条的调整和增加，增加较多在乾隆之世，后世渐趋少增。但盛世之后国运转衰，社会动荡加剧，现行律例日益不敷应用，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司法实践中以案代例的趋势。于是成案汇编之类书籍陆续应需而出，其中之最优者，当推祝庆祺的《刑案汇览》及其《续增》。 　　《刑案汇览》和《续增刑案汇览》，前者收入乾隆元年（1736）至道光十四年（1834）的刑案5640余件，后者收入道光十三年（1833）至道光十八年（1838）的刑案1670余件。清末法学泰斗沈家本概述两书：“《刑案汇览》前编六十卷，续编十六卷，纂订者会稽祝松庵，刊行者歙县鲍季涵也。前编所集有说帖、成案、通行、邸抄，以及《所见集》《平反节要》诸书，而以说帖为最多，约居四之二，成案居四之一。续编所集，惟以说帖、成案、通行、邸抄而无他书，成案居四之三，说帖仅十之一。”（沈家本《寄 文存·刑案汇览三编序》）粗略统计，《刑案汇览》约5200叶，正文半叶9行，每行20字，全书近90万字。《续增刑案汇览》1280余叶，约10万余字。两书采说帖近3000件，成案近3200件，通行670余件，邸抄近270件，其余为《所见集》《平反节要》《驳案汇编》等坊间刊本中可采之案。内容编次，亦照《例案全集》之法，按《大清律例》七律顺序分门别类编排，这里不再多说。但几个词语需要解释： 　　“说帖”，是刑部律例馆对各省所呈重案拟的意见书，经刑部堂官审核、司曹办理后存档。 　　“通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十二载：“各直隶省通行，系律例内所未备载，或因时制宜，或随地立法，或钦奉谕旨，或奏定章程，均宜遵照办理者也。” 　　“邸抄”，又叫“邸报”，是由朝廷统一下发给各部曹和各地方，通报每日政治动态、谕旨、奏章等内容的文件。 　　“成案”，主要是刑部存档的文案，“俱系例无专条，援引比附加减定拟之案”，“悉照清查时原底存录，并无增损”（凡例）；少数是祝庆祺“在部时遇案自行记存者”（凡例）。 　　从“兹松庵往矣”（《续增刑案汇览》鲍序》）一语可知，道光二十年时祝庆祺已故世，是鲍书芸为之刊刻，完成遗愿。《刑案汇览》及其《续增》问世后，得清末刑部、法部侍郎、修律大臣沈家本的青睐，他在任职刑部律例馆时曾继续裒辑资料五年，后又费时整理编订，“成书凡一百二十四卷，颜之曰《三编》，志与鲍书相接也”。（《寄 文存·刑案汇览三编序》）后因庚子（1900）之变不遑付刊，时过境迁，现手稿存于国家图书馆。后世对《刑案汇览》及其《续增》有过几次翻刻，光绪时还出过排印本和石印本。近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以《刑案汇览》《续增》为主，加上他人所纂《新增》《续编》，分别整理出版了标点本《刑案汇览三编》（2004.4）（不是沈家本的《刑案汇览三编》）、《刑案汇览全编》（2007.12）。 　　从今天看来，称张、祝二氏为法学家是实至名归。但在清代，法令典籍不受正统文人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政书·法令》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不求备也。”故政书类法令之属仅收《唐律疏议》《大清律例》两部，存目亦仅收书五部。官颁典籍尚且如此，遑论私著，更遑论其人为刑名刀笔之流。故张、祝二氏尽管其书施惠于清代司法实践之功无可估量，照样生平志谱无载。祝庆祺《刑案汇览》及其《续增》，今《绍兴县志》已著录，但版本后出，且又误收了《新增刑案汇览》十六卷（实为潘文舫辑）。 　　此后绍兴师爷中又有致力于编纂集大成的实用司法书籍之人，如《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的辑录者山阴安昌人姚润（雨芗）。其书流传较多，今《绍兴县志》亦著录在册，但记为“姚润纂、胡山仰增订”，则又是另一种书《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山阴姚雨芗原纂，会稽胡仰山增辑）了。其人在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安昌志》载有寥寥数字却含误解。

摘要：一生通是今宵梦——探索陈洪绶身世之谜 （上接第5版）就发生在这段时期，之所以会选择走削发为僧这条道路，显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1645年即清军入南京掳福王之时。马士英（约1591-1646）拥潞王至杭州，清兵追击，其时洪绶四子儒桢（即小莲）在杭州。6月，杭州陷，潞王降。奸相马士英奉太后欲至绍兴。王思任（1576-1646）以“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相拒。同年7月，会稽诸生郑遵谦（？-1648）起兵抗清，号义兴军，浙江各地纷起响应。郑遵谦等人拥戴鲁王朱以海（1618-1662）在绍兴监国，与清军相持于钱塘江南北。双方多次激战，清军数次大败。绍兴成为临时首都与抗清中心，坚持一年之久，为清兵一路南下所遇之最顽强的抵抗。鲁王素闻洪绶之名，召见后欲授以翰林、御史等官职。绶笑曰：“此固烂羊头尉也，余所以混迹人间世者，以世无桃源耳。即王侯将相，钟鸣鼎列，古人犹比之郊牺者，而谓余为此乎？”（孟远：《陈洪绶传》）时人将洪绶比之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高洁不仕）。辅臣马士英以厚礼求见，洪绶闭门拒之。六月杭州失守后，挚友祁彪佳端坐池中而死，年44岁。友祝渊投缳而卒，年仅35岁。恩师刘宗周于同年同月八日（1645.7.30），绝食月余而亡，年68岁。这些接踵而至的噩耗，无疑给陈洪绶以巨大的打击。《幽事》一首似乎为此后所作：“但寻幽事我优为，瓶插鲜花冒墨池；寄赠偶然捉白扇，作书还得比红儿，双头痹就扦茄本，百舌高攀学画眉；四十八年醒梦半，功名弃早坐禅迟。”早在7年前，已自号“悔斋”，而此诗中最后一字，预示着他的入寺早有先兆。 　　顺治三年丙戌（1646），陈洪绶49岁那年，清兵移师浙东，洪绶送子逃难，有诗记其事：“风摧木叶叫鸺，万历年间老楚囚；国破犹存妻子念，晓风残月送孤舟。”（《愧送豹尾、师子、羔羊、虎贲避乱》）。五月，清兵破鲁王军。六月，攻破绍兴，鲁王走舟山。就在此时，陈洪绶在绍兴被清兵抓获。据毛奇龄《陈老莲别传》载：“王师下浙东，大将军抚军崮山，从围城中搜得莲，大喜，急令画，不画，刃迫之，不画；以酒与女人诱之，画。久之，请汇所为画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饮。夜抱画寝，及伺之，遁矣。”陈洪绶逃至绍兴城南 30里的云门寺为僧。有题丁亥（1647）一诗为证：“丙戌夏，悔逃命山谷多猿鸟处，使剃发披缁。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又有《云门书壁》诗：“昨日邻家今日亲，皮囊何事累亲邻？越人不及陈和尚，自把头颅递与人。”孟远《陈洪绶传》对洪绶为僧情况描写如下：“大兵渡江东，即披剃为僧，更名悔迟：既悔碌碌尘寰致身之不早，而又悔才艺誉名之滋累；即忠孝之思，匡济之怀，交友话言，昔日之皆非也。遂专攻西竺氏之教，往来洞霄，天竺间。” 　　云门寺为越中千年古刹，始建于东晋义熙三年（407），宋嘉泰、明万历《会稽志》均有记载。该寺依山而簇，占地面积达几万平方米，建殿堂宇舍200余间，有“一主六副”院，俗称千亩山千亩地千个僧。足见规模之大。此处曾经高僧云集，自晋帛道猷为首位住持以来，历代高僧高道纷至沓来，尤其是支遁和昙之，前者创“即色空”学说，后者开“幻化宗”门派。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里又是书法圣地，其前身为王献之旧宅，有王子敬亭、洗砚池等古迹。“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贴》真迹也曾长期保留在此。王羲之的第七代孙南朝智永禅师驻寺临书30年，留有“铁门槛”“退笔冢”“天香阁”等遗迹。 　　云门寺也是一个尚学之地。庞大的寺院造就了这片佛门清净之地，是文人墨客读书修养的理想之地，南宋大诗人陆游年少时曾在此闭门攻读。历代文人还留下许多诗文，如唐宋之问的《游云门寺》，宋陆游的《寿圣院记》，明刘基的《游云门记》，张元忭的《云门寺志略》等。 　　正因为如此，云门寺成了陈洪绶出家的首选之地，但陈洪绶“顾以宿望，即改名易服，履屐所至，一时公卿绅士，无不踪迹而得；要路板舆，得一见颜色为重”。（孟远：《陈洪绶传》）有个叫田雄的浙江提督慕名访谈洪绶欲乞画，遭拒绝，馈以金帛则不受。督学使者李际期知绶贫困，强委三百金以周之，反之不得。绶谓然曰：“‘余既已为僧，已无家矣，为僧而复与士大夫交，而以利往，是僧以为家也。庚生素知我，而奈何出此。’乃列其乡里平昔交往之穷困者，计其缓急，以为厚薄，瞬息散遗尽，家骆骆待举火，不顾也。” 　　自披剃后，即不甚书画，不得已应人求之，辄画观音大士诸佛像。有称其必传不朽者，则曰：“是故余之所悔也。” 　　在云门寺，洪绶有《学佛》一首：“深竹长松下，经行读佛书；福知何日积？我得久山居。野老为邻友，僧寮作敝庐；兵戈非不幸，反得讲真如。”在寺中，偶尔也作点农事，有《种菜》一首：“行年四十九，今日理园头；玄德非吾事，云卿切己谋。寒身能乞食，稚子岂从游？培植精洋日，生平一大献。” 　　山中多闲暇，四子儒桢搜得其父诗稿，集为“宝纶堂集”送洪绶审阅，他觉得可删者十中有七。今人流传之《宝纶堂集》是后人大大增补之本。 　　有人曾说出家者须过好“三关”，一为贫穷困苦关，二为孤独寂寞关，三为男女情爱关。陈洪绶出身于官宦大户之家，过的是声色犬马，歌舞伴宴的日子，自然耐不住山中古寺的寂寞与冷清。在他的心中一直离不开牵牵念念的家国情怀。他的《闻闽中失守，君臣入海，又闻卫公城守，有怀》二首均写于寺中。身虽僻处云门，仍与老友不断往来。有地名薄坞，离祖茔三四里许，离城二十余里，到了薄坞，洪绶有宁静之感。不久即产生了入城之念。他怀念旧友，向往与友人时相过从，中间，他曾回过绍城，作有《再访朱集庵于禹陵》诗。是年，在《避乱诗自叙》中说：“弗迟自五月之后，逃命至鹫峰寺，从鹫峰至云门，结茅薄坞，患难中犹不失故吾。毫墨洒落，得诗一百五十三首，残落者强半。” 　　顺治四年丁亥（1647）陈洪绶50岁，暮春三月，自薄坞移家绍兴，结束了为时一年的僧侣生活。有诗述怀：“半载兵戈隔，一朝挥手难；山中人尽饿，我忍自加餐，糊口宜城市，何必修药栏？虽来数晨夕，知有几时安？”城里生活艰辛，常要断米，有《借米诗》：“家家借米拙言辞，深感家家屡借之；升合凑来皆各种，桃花点缀雪翻匙。自恨“难为隐君子，生活在市城，市城为生活，岂免见刀兵？”（《鸡鸣》）。次年四月，老家枫桥陈氏祖屋被山寇所毁。从此诸暨故里已无家可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