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 5 月 7 日，北京高师师生欢迎被拘学生回校的热烈场面。站在高处的即为获释的爱国学生。

遐山哥英鉴：

久疏问候，抱愧良深！顷接华函，不胜感激。近日京中之事，弟之所以迟迟未报者，恐吾哥悬念耳。近来事已可告一段落，而吾哥由报中已知之，则弟当详细情形据实报告，如家姐未知详情，可勿叙述，以免悬念；而已知者祈详细一说，庶可稍安耳。

民国四年五月七日，日本无理要求二十一条款，俱与中国存亡有关系。政府畏其强硬，不得已承认之。故五月七日为中华民国国耻纪念于今四年矣。今者，欧战告终，已开和平会议。吾国被德国前所夺去之青岛当然归还中国，而日本欲继承德国之后。夫青岛为山东咽喉，山东又为南北之要道，倘一旦青岛入于日本之手，则南北隔绝，中国必亡。

青岛存亡，即中国存亡之问题也。欧洲和会既开，吾国专使力争青岛归还中国，不准为日人所夺，而日人以借口密约，必欲得青岛而后已。考密约原因，由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银行总裁陆宗舆等朋比为奸，借日款饱私囊，身居显威，置国家于不顾，此等所谓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但彼等势力比大总统大，故虽有爱国之士，俱敢怒而不敢言。弟到京之后于今两载，心中愤怒不可言状。盖国之不存，家亦不保，国家俱亡，身也焉附。况今之亡国，与古不同。古者一代兴一代灭，所谓楚得楚失，同是一家人。今者国家若亡，非灭种不止。至于做奴隶牛马尚小事耳。彼卖国贼弱国丧权，只图一己之利，同学等每怀思及靡不痛心疾首者也。

至今年五月，欧洲和会将签押，将青岛为日本所有。加以国耻纪念日（五月七日）亦至于是。同学心中之火，一发而不可遏，遂于五月三日与各校联络，谓现在救国非学生不行。夫学生本无势力，但合群为之，所谓群策群力，虽不成，亦听天命可也。与其为亡国之奴，不若为民国之鬼。首先提议先将交通总长、驻日公使等卖国贼打死，然后再作外交后援。议决后，即于下午一句钟会集各校学生（共三千余人）于天安门（都门）往交通总长家。而曹贼知势不好，即逃。惟章宗祥（驻日公使）尚在，遂大肆殴打，本欲将他打死，后因不能认明此贼是否章宗祥，故留他一线生命。方群打章宗祥时，忽然屋中火起，少息，而步兵、马队、警察、消防队星罗齐集，学生遂各散去，时被捕者共三十二人。弟见机而作，尚未被捕，而幸免者，甚险。自后各校遂组织学生联合会面将三十二人要求释放，一面讨论进行事宜。被捕同学三十二人，吾校之被捕者八人。各校长、教员均与学生联合一气，共同进行，遂上书总统。第一，不准签字（青岛）；第二，将交通总长等卖国贼惩办。一方面自己发布传单、印刷物等；一方面四出讲演。

后京中下令戒严，不准学生讲演、发布传单，而学生不理，仍旧继续进行。第一日被警察捕去者十余人，学生始终不怯。第二日被捕者数百人，第三日数千人。警察所、拘留所最多不过容积（纳？）数十人，彼等遂异想天开，将大学讲堂为牢狱，然学生终于不怕。第四日，全北京各校学生四出讲演，警厅没有法子，拘也不能拘了，即拘去之人，吃饭须警所出钱，而饭钱每人每日只【至】少二角，故警厅所经费吃也吃穷了。警察总监遂见大总统，要求办法。大总统亦无法，遂与教育部商量，并借经费与学生之被捕者吃饭。教育部说，学生再高尚可贵，谁叫你拿人？警察厅没法，遂请被捕学生回校，而被捕学生云，你前既捕，后无故放我们，视学生如儿戏？不肯回校。日后警察所再三哀求，遂议决须有三事办到后，始肯回校。第一，须政府向学生谢罪；第二，将卖国贼罢免；第三，青岛不签字。当是时也，各省罢市、罢工、罢课者络绎不绝，电报之来呈校表示赞成取一致行动者，不可数计。

政府不得已，始肯应允，学生等遂欣然回校。日下，事虽告一段落，而后患正未已也。弟今年决不回南，暑假期内住在学生团办公处，通信仍高师可也。弟在京一切均自知谨慎小心，请勿锦注。惟今年预算所用经费比去年较多耳。暑假期内讲演团仍继续进行，校中自五月四日以后罢课至今。现校中已放暑假矣。余言后述，不一。

特此草草，即复此请台安并祝阖第均吉！

弟克书鞠躬信到日祈赐回信，以免悬念。盖恐此信落于贼人之手也。

又及：仁山哥，现在何处？致意。便时，代为道侯。

六月二十一日这是一位绍兴籍赤子的家书，绽放“五四”之光。这位赤子当时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名叫冯克书，曾经是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时的学生。迄今为止，笔者仅看到过闻一多的“五四家书”，关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情况，几乎都是见诸报纸的大量报道、评论。冯克书作为一位爱国青年，亲自经历这场伟大运动，这一五四家书通篇是为祖国、为人民一往无前的豪情和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流露出最真挚的感情，体现了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冯克书辈对民族危亡的忧虑，对投身运动的热忱，对家人亲友的眷念，种种思想感情交织在一起，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民族大义，肩负起时代的责任。吟读这封“五四家书”，那场激动人心的历史大事件便浮现在我们面前，仿佛听到了热血青年们的呼号、呐喊，看到他们英勇的抗争。

古人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冯克书的“五四家书”颇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其他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冯克书（1896-1948），字德峻，号继香，浙江绍兴人。他在绍兴县立师范学校（前身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民国肇建后易名）毕业后，于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不忘恩师，曾于1918年7月14日晚上看望过鲁迅，是日《鲁迅日记》亦记载：“晚冯克书来，字德峻，旧越师范生，今在高师。”据分析，在北京的绍兴同乡常有聚会和其他社交活动，除此以外，冯克书与鲁迅会面的可能性极大，但被鲁迅漏记的可能性也不小。在校期间，冯克书也编辑过北京高师的《平民教育》。1921年毕业后，冯克书先后担任广西、浙江和四川等省教育厅科长或督学之类职务，以及四川十六专区教育视察员、四川省立威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广西师专行为心理学教授等职。他一生忠诚教育事业，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实事。1930年，冯克书以省教育厅督学身份到浙江平阳视察，看到当地乡贤黄溯初出巨资在万全郑楼建起蚕桑学校，其环境优美，校舍宽敞。黄溯初鉴于浙南民众文化水准不高，已有改办中等学校的想法。对此，冯克书发表意见，说：浙南师资缺乏，教育滞后，亟须发展师范教育，黄溯初辈听了认为言之有理。冯返杭后正式向浙江省教育厅提出建议，并很快获准，这样，一所温州师范学校顺利地创办起来，后来发展为温州师范学院，最终形成了温州大学。

冯克书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忠诚践行者，这突出表现在他任四川十六专区教育视察员和威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十六专区和威州当年说来是藏羌民族边远地区，但他能深入穷乡僻壤，克服物质短缺、语言障碍等艰难险阻，与藏民、羌民交朋友，很快写出了《理番考察述要》《松潘考察述要》等有份量的材料，更把陶行知的“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教育思想理念贯彻到对学生的日常培养之中。“作为一名师范生，应该明白怎样才能做到‘教学做合一’？”这是他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为了让学生知道稼穑来之不易，他在学生用餐的地方亲书“思来处”三字，意在教育学生父辈种植庄稼很辛苦，我们应该珍惜粮食，珍重父辈的劳动。平时，他组织学生参加拉煤、挑货物等体力劳动，拉近他们与父辈劳动人民的距离，同时促使学生更能了解社会，体察民情。作为一位正直、爱国的教育工作者，他在四川大后方，还经常开展抗日救亡教育，曾在学生寝室门楣上方亲书“卧薪尝胆”等激励学生。一位高姓教员被理番县国民党抓捕，他挺身而出，高声抗议道：“高老师是我聘来的，我负责任，你们不能把他带走！”后来，冯克书多次前往狱中探望，并想方设法营救他。

1948年，冯克书因患癌症不幸病逝，留下遗著《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第一部分革命以后之概况》《教育儿童》《儿童天禀的差异》《儿童的本能与教育》和前面已提及的《理番考察述要》《松潘考察述要》等。如《理番考察述要》长达一万两千余字，详细地叙述了理番的历史沿革、自然资源、经济文化、习俗民情等，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理番人口，汉民约5%，故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均应着眼于夷民。理番县土地（面积）之大，荒山之多，非内地各县所可论比；森林之盛，实为天府之处女地。唯以交通不便，货弃于地；文化低落，开发无由；教育不继，政令难于推动。经济艰窘，事业不能发展。”最后，围绕发展交通，启迪民智（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培养基干（基层公务员），教育设科办理（政府下设专门机构，专人主抓）和发展生产与保护森林（鉴于乱砍滥伐严重）等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件虽是向四川省政府及其教育厅提出的书面报告，地方当局却束之高阁，无动于衷，但它涌动着冯克书的一腔热血和对藏羌边缘地区兄弟民族的深情关爱。冯克书的这些建议，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支援少数民族和边远落后地区，还是有启迪和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