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石宕是绍兴方言的用语，意即采石场。绍兴开石宕的历史可追至春秋末期越国崛起时期的经济需要，当时已初具规模，到汉代规模又不断扩大，现如今又被进一步利用开发为旅游景点，如东湖、羊山、柯岩等。那么作为曾经的采石场，古人为什么会选在此开采？因何开采又为何而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又有哪些发展变化？这都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为此，笔者就其中数个有名的石宕做了以下研究。一、东湖东湖原是一座青石岩山，位于绍兴城东的箬篑山北麓。相传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至会稽，并曾在此驻足，用当地生长的“箬草”喂马，遂取名箬篑山。箬篑山开山采石的历史十分悠久，自汉代起，由于兴建城墙，开挖运河的需要，采石行业蓬勃发展，箬篑山便凭借山体石质优良、交通便利等条件，成为当时的采石场之一。据记载，鉴湖工程建设所用的石材就主要靠东湖石宕的开采，而到了隋朝，越国公杨素为修筑罗城需要，又大举开山取石。久而久之，遂有了如今的峭壁陡崖、奇潭深渊。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规模浩大、收益颇丰的采石工程戛然而止呢？这其中就有地理因素的影响。由于不断开采，箬篑山北麓形成了深达20多米的深坑，岩泉随涌而出，鉴湖河水也不断侵入，使得人们无法作业，故弃之。另外也有学者猜测，因为箬篑山向来被民众视为风水宝地，尤其是绍兴望族陶堰陶氏，更是在族谱中记载“地脉从箬篑”，因此在封建迷信和宗族势力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东湖石宕的开采一事也就搁置下来。直到清光绪二十二年，绍兴著名学者陶俊宣到此考察，发现此处山水别有风味，遂在其族兄陶在宽、陶在铭等帮助下，筹资8000银元，完成了对东湖的加工改造，东湖景观也自此成型，成为一处巧夺天工的山水大盆景。二、羊山羊山缘何得名？据《万历绍兴府志》记载：“羊石山，在府城西北三十六里，有石如羊。”又有说法称，因为此处山峦起伏状似卧龙，故羊山又称为龙山。关于羊山石的特点，民国《越游便览》“矿物”一目中提到“块石居多，板料殊少”。羊山石作为越地石料的重要产地，在整体色泽上偏红，具有一定的韧性，其石质东部坚硬，具抗压性。西部石质稍松，利于开采。羊石山的开采时间，据志书史实推断，最早可追溯至越王勾践时期。东汉《越绝书》载:“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石塘本是越国军队停泊战船的水域，其地理位置距离羊山较近。石塘周长近千米，所需石料必不可少，羊石山西部青石质地稍松，容易开采，自古即是绍兴青石主要的产出地，故塘所用石料，极有可能来自于羊石山。此外，与之毗邻的上方桥一带，古时即为采抛石的所在地。《下方桥陈氏宗谱》中记载：“昔范大夫凿此山之石以城会稽，故今称蠡城。”可见，羊山的开采应当从越国时期就已开始了。直至隋开皇年间，越国公杨素为防御外敌，组织民工采羊山石筑越州。随着羊山石的不断开凿，羊山形成一片孤峰残宕的景象。石佛寺于残山剩水上建寺，其崖壁上有《羊石山石佛庵碑记》记载：“吾越羊石山，去府治三十里。隋开皇时，越国公杨素采羊山之石以筑罗城，好事者因山凿石为佛，合以石庵，庵壁有古字，字隋唐间迹也。”由于羊石山所处地理位置靠近钱塘江出海口，存在运输优势。羊山去钱塘江边仅十余里，又有羊山南侧西小江顺江而下的运输便利，是极为理想的采石点。综合采凿、运输塘石等诸多利弊权衡，故而在石塘技术较为成熟的明清时代，羊山石被开采后多做筑造海塘、江塘之用。现存羊山的崇祯三年《潮灾记》碑，明确记载了齐贤镇北陶里村“死于水者，几贰百余人”，可见此地潮灾所带来的危害之大。《清实录》乾隆三年十二月载有：“需用石料，采自绍兴羊山。”（下转第8版）

摘要：绍兴石制品是绍兴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制品使石材料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呈现出高度的艺术性与文化性,体现了绍兴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以下将从多方面对石制品展开具体分析。一、石雕石雕是石文化在建筑工艺上的精锐。它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民间艺术家的感受、情感，更是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具有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石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其时原始人类对石器工具加以改进，使其用途的范围发生了变化，原先一个石器可以有多种用途，但是改进之后的石器工具渐渐倾向于某一用途，因而更具独特性、专门性。正是远古人类对石器的一步步使用与培养，发展了人们的审美能力与建造能力，使之具有更全面的技巧，进而发展了石雕艺术。此后，石雕艺术随着时代推进而不断发展，它不仅是艺术，更是一个时代独有的印记，隐含着时代的变化，反映人们审美的变化，也见证着岁月的变迁。绍兴有两处特别著名的石雕材料，分别是新昌西坑碧石与诸暨鸡冠石，催生了绍兴的石制行业，很多农民以此为生，其中涌现了许多技艺精湛的石雕艺人。众多的优质石料为绍兴石文化提供了物质载体，艺人精湛的技术又使得这些材料成为众多具有艺术性、文化性的精美物件。（一）石柱柱子在建筑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柱子承担着整个建筑的稳定性。人们常说的“墙倒屋不塌”就是在讲柱子的作用。在石柱之前，人们多使用木柱来稳固房屋，后来石柱登上建筑舞台。艺术家在石柱上雕刻各种图案，为原本单调的石柱添加创意，使其更加美观。同时，也会在石柱上刻字，增添了石柱的文化意蕴。寺殿的大柱一般均为石柱，石柱的稳定性使之具有力感和质感，寺殿的不少石柱书有楹联，有雕刻精致美丽的牛腿，文化氛围更显浓厚。绍兴的舜王庙的四根檐柱，刻龙凤，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与观赏价值。新昌的两个真君殿分别位于三坑、沃洲潮。三坑的真君殿依坡而建，随着层级不断拔高。沃洲潮的真君殿的两根檐柱，刻盘龙，精美绝伦。龙是古代传说中具有神力的奇异动物，人们常常雕饰龙的图样来显示建筑物的庄重威严，石柱中的龙可谓是庄重威严的代表。绍兴石雕中多龙也是民俗风情、思想信仰的展现。（二）石牌坊石牌坊，简称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建筑类型，它是几乎以石建材作雕刻的艺术珍品。牌坊艺术承载着多种艺术形式、雕刻类型、人物形象等，因此牌坊艺术是较为全面、多样、丰富，具有极大的审美意趣的艺术形式。牌坊的内容与目的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科甲功名及官宦显贵，为光耀门庭立牌坊；其二，节妇孝子，为宣扬封建纲常伦理而立牌坊。绍兴现存的石牌坊可以说是成为了珍贵的艺术品。分别是樊浦石牌坊、秋官里牌坊、渔家渡牌坊、世美牌坊、翰林牌坊、陈 声墓道牌坊。同时，绍兴在保护与开发景区的过程中，也新建了一些石牌坊，如大禹陵石牌坊。同时，在一些地方还有规模、大小不等的石牌坊。著名的园林———沈园也有石牌坊，沈园的石牌坊可以说代表着沈园的形象，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沈园的石牌坊修建于1992年，位于翁桥与沈园大门之间，其刻有郭沫若先生所题写的“沈氏园”。上虞曹娥庙内有石牌坊，错落有致，石文化与其他建筑艺术具有极强的和谐统一性，各艺术密切配合，互相补充，美轮美奂。（三）墓葬石雕中国的陵墓雕刻可以说是陵墓中最精彩、保留时间最长的一部分艺术形式。中国古代，帝王以及王公贵族的墓前或者墓周围会有大量石刻。绍兴南宋六陵是江南地区唯一的大型皇家园陵，墓前有许多石雕、石构件。绍兴的许多名人墓葬也一定程度上蕴含着绍兴的石文化。商周祚墓的墓道两旁原有石雕翁仲、石狮、石象、石马、石羊等，墓有损毁，剩余石雕。（四）石窗石窗主要流行于我国的浙东地区，因为浙东地区盛产青石。石窗艺术可以说是绍兴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昌盛产青石，新昌大佛寺景区的般若谷，还有西坑都是著名的青石产地，新昌青石的开采时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可见其历史悠久。总的来说，新昌的青石，质地优秀，遇到风就硬，有很强的抗腐蚀性，其中西坑的青石被称为“碧石”，明万历《新昌县志》记载了西坑的青石：“碧石，出西坑，坚润可作碑。”西坑的青石可谓是建筑物的理想材料，被美称为“江南绿大理”。《绍兴群文大观》也记载了关于西坑青石的故事，当时吴王建造“馆娃宫”，寻西坑石，西坑石由此成为了许多建筑的必用材料。可见，新昌的青石开采历史悠久，且是理想材料，石窗的流行又与青石的盛产密不可分，由此也可以说新昌是绍兴石窗艺术的主要发祥地。石匠将自身的情感寄托在石窗上，雕刻各式各样的花纹，寄托美好的寓意。绍兴的石窗不仅具有平常普通窗户的作用，更具有美观性与文化性，承载了人们美好的心愿与寄托，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五）石狮绍兴的石雕作品中狮子极多，石狮在桥梁中出现居多，如在明代天启年间修建的迎恩桥，其桥柱上有6只石狮，它们各具神态，栩栩如生。位于东湖景区内的万柳桥，其望柱上有4只精美的石狮，为石桥带来无限的生趣。同样的，马三镇的三堰桥，南北边桥栏各置石狮。斗门镇永安桥上的石狮寄托了人们美好的心愿。除了在桥梁上有石狮的身影，在许多官衙宦属，深宅大院的门口，楼阁台榭之前也有它们的身影。比如在各大酒店饭店门口就立有高大的石狮，既威风又气派。为何人们会在各建筑物前放置石狮或是在桥上雕刻石狮呢？首先，在大桥与其他大型的建筑物前立石狮是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表现。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龙、狮、麒麟象征着幸福、安全、美好。在人们心中，狮子作为百兽之王，是一种抵御邪恶、招财进宝的吉祥物，所以，常常把用石头雕刻而成的石狮安放在石桥、房屋的一定方位上，以表达或满足人们的心理情感愿望。其次，放置石狮也是体现了人们对美观的追求。从线条来看，石狮使得建筑物灵动起来，丰富了审美的情趣。石狮的多线条打破了建筑物粗线条的单调，通过艺术家的精细雕刻，建筑物更具丰富性、艺术性。同时，从感染力上看，石狮的生趣使建筑物更具感染力、生命力，原本静态的建筑物因石狮而具有了动态感，呈现出生命的律动。最后，放置石狮还有宗教心理上的意义，在佛教中，狮子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有许多词语就体现了这一点，比如“狮子吼”“狮子床”“狮子座”等。自南北朝，佛教在中国盛行，佛教的影响力也延伸到了建筑，使得饰品多出现狮子的造型。总之，绍兴的石狮可以说是遍布城乡，展现绍兴的韵味与文化的魅力。二、佛像绍兴在历史上形成过许多的采石场所，大量的采石活动形成了一处又一处的石宕，而随着采石规模的扩大，采石工作导致采石场所成为了“残山剩水”，如何对其进行合理地利用，古人们也向我们呈现了精彩的成果。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结合起来，融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佛教在浙江流行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具有特色的雕刻传统。于是，在宗教信仰的驱使下，人们便在石宕的基础上，雕凿出一座座石佛。在绍兴，尤以柯岩石佛、羊山石佛为代表，此外新昌大佛寺石佛也是石文化与宗教文化结合的重要产物。此三座石佛与杭州灵山石佛并称浙江四大石佛，足可见绍兴石文化中石佛造像的重要性。（一）新昌大佛寺石佛新昌大佛寺处于县境西北部新昌江河谷盆地边缘，呈连绵起伏、峰谷相间的丘陵地貌。其地质基础以凝灰岩为主，在长期外营力作用下发育成奇峰怪石，或形成天然缝隙和洞穴，成为丹霞地貌和假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貌具有形成自然景观的优越条件，又因山岩整体性好，硬度又不大，易于加工，便于开采和雕刻石材产品，这就为大佛寺石文化的发育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魏晋以来弥漫于无休止的战祸、饥荒、疾疫、动乱之中，阶级与民族的压迫，采取了极为残酷野蛮的形式。人们就纷纷地把向往寄托于来生，把理想委于天国。昏庸腐朽的流治者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4都需要从宗教中寻找精神上的依托和解脱。隐居佞佛，成为当时社会思潮，建佛寺，造佛像蔚然成风。同时北方大批门阀士族地主及其徒附，南迁乔居。新昌在浙东曹娥江上游剡溪之源，这里未经丧乱，还是一片宁静的田园。当时宗教文化界一代名流，王谢大族中的才人集团，几乎网罗无遗。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时代思潮支配下，他们都聚集到新昌的灵山秀水之间来了。这就使新昌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正是在十八高僧十八名士频繁的活动之后不久，新昌石雕大佛诞生了。南朝齐永明四年（486），僧护来石城山隐岳洞居住，虔诚的宗教感情使他辄见岩壁上光明焕炳，且闻弦歌赞，因而擎炉发誓，愿凿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新昌石佛造像各部分在比例置配上匠心独运，极富工巧。头部有意作了放大，目长与掌宽几乎相等，虽不符合实际情形，但伫立像前，久久仰视，无比例失调之感。此外，大佛是禅定形的，极为罕见，弥足珍贵。在早期石佛造像中，北方以云冈、龙门石窟为代表，南方则以新昌石佛为代表，然而新昌石佛形象与龙门石窟中的造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以某一帝王为原型造像，也没有刻意表现外形上的雄健和尊严，而是更多地注意表现其形象内在的精神气质，创作者向往和追求的美的标准是：某种病态的文弱身躯，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摆脱世俗的潇洒态度。当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认为，新昌石佛表现南朝贵族的审美趣味和人格理想，是一个超然自得、高不可攀的思辨神灵，是有着无可能性的人格理想神。这也代表着绍兴的石文化中蕴藏着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文化，它们共同表现出南朝时期的精神气质。刘勰为它写了长达二千多字的碑记，称赞它是大梁王朝的“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二）柯岩石佛柯岩石佛位于绍兴柯桥区东南的柯岩风景区内。《柯岩小志》载:“石佛高五丈六尺，相传隋开皇间，有石工发愿为此，未成而逝。以禅之子，子复禅孙，三世讫功。”柯岩石佛面部丰满圆润，宽颊广额，螺形发髻，法相敦厚慈祥，仪态文静端庄；左手抚膝，右手屈举，作讲经说法状，在雕刻工艺上造诣很高，一般认为带有鲜明的隋唐风格，也有的专家认为是宋代造像遗存。这座石佛具有许多独特之处：其一，它是由被采挖掉的半座柯山中有意遗留下来的一整块巨岩雕凿而成，其岩底与山基相连，可说是山中之山，石中之石雕凿而成。其二，这块巨岩被雕凿成石拜台、石台阶、石龛、石佛和佛顶石华盖五大部分，大佛端坐于石龛中，风雨不侵。其三，大佛采用国内罕见的“圆雕法”。其背部镂空，与石龛不相粘连。这种雕法，工程量极为浩大。其四，大佛两耳相通，耳洞高达1.2米，可容一小孩直立通过，这又为国内外石佛所仅见。此外，从服饰细节看，它显示了唐代精美的造型和精湛的雕刻，不失为古代柯岩人民的伟大创造。（三）羊山石佛羊山石作为建筑用材，素与会稽箬簧山石齐名而蜚声越地。东部石质坚硬，抗压性好，以块石居多，西部则石质稍松。隋文帝之世，开皇仁寿间，开窟造像盛极一时，羊山窟像即雕凿于隋开皇年间。明万历甲辰年（1604）所刻《羊石山石佛庵碑记》载：“隋开皇时，越国公杨素采羊山之石以筑罗城，好事者因山凿石为佛。”羊山石佛通体圆雕，脸部丰满，螺发肉髻，宽颐广额，双目略为俯视，两耳垂肩，薄唇隐含微笑，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袒胸敞领，垂领近似方形，内束裙，裙带在腹部打结。梁思成先生曾说“杨隋帝业虽只二代，匆匆数十年，然实为我国宗教雕刻之黄金时代”，开凿于这一时代的羊山造像，弥足珍贵。并且羊山石佛在石窟中，未遭风雨侵蚀，石窟外置窗台，又堪称国内绝无仅有，使得羊山石佛造像更为珍贵。绍兴的石佛造像多为弥勒佛，其原因在于：从西晋开始，弥勒信仰颇为流行，按照佛教的说法，弥勒是未来佛，地位极高，在当时占主导地位。透过这些石佛造像，我们能够看到绍兴人民在宗教上对未来人生的体验和情感，感受古人巧夺天工的精湛技术。石佛造像将佛教文化与石文化联系起来，丰富石文化的内涵，扩大石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同时，古人“变废为宝”的思想对当今的采石场改造也很有启迪：建设有意义的采石遗迹的景观，可以为人们采石活动所留下的采石文化提供一种见证，在当代也能够开拓为公园、景区，供人们游憩、休闲、度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