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离不开外在的助缘，但首先要有内心的喜欢，裘沙如此，妻子王伟君同样也是如此。她说：

我开始学画时，有两个动机：一个是画画最清高。那个时候解放前嘛，旧社会里尔虞我诈的，所有的人都是为了钱，都是脏的。我就觉得画是最干净的，就是不为什么,为了艺术，想得很幼稚。那个时候才十五、六岁，这是一个动机要学画的；还有一个呢，对艺术有兴趣，我喜欢。

从小喜欢画画进而都成了画家，但让他们真正觉得画画有一种使命感的，是从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开始的。裘沙11岁那年，看了鲁迅的散文《秋叶》，从此他就非常喜欢读鲁迅的书，但是都没有看懂。1957年刚与王伟君结为伉俪就被下放到山东莒南农村改造、锻炼，期间他们创作了大量速写。1969年4月夫妇俩又到河南“五七”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极度苦闷的逆境中，夫妇俩走进了鲁迅的精神世界。裘沙说：

当时候造反派对我是非常痛恨的，非要把我打倒不可的，什么重的累的活都要我去干的。当时我是很悲哀的，也感到很绝望。我自己没希望没关系，自己当农民没关系，那么整个民族的希望在哪里呢？当时我都不知道。等后来我带我儿子回北京的时候，读鲁迅的著作，就豁然都明白了。

裘沙的这个“豁然都明白了”，是明白了整个“文革”以来，很多人都带着阿Q的东西在里面，包括他自己，很多造反派更不要讲了。从那时起，裘沙就研究鲁迅，理解鲁迅，开始反思。从此，鲁迅的作品伴着他们走过了这段不堪回首的灰色岁月。他说：

我觉得这一辈子很难得的，让我能感悟到这点，好像不是我自己去找的，整个好像是“上天”的安排要我搞的。这个使命感就引起我好好的考虑，我对她（王伟君）一讲呢，她也很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经常谈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谈到鲁迅那里去了，感觉到都很惊讶。

王伟君说：那种议论并不是说我们怎么画鲁迅，而是议论这件事情鲁迅是怎么看的，你是在怎么看的，我们觉得很一致，是应该这样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搞，反正对我来说也是画画。鲁迅思想，我也是认同的。那怎么做呢？就是支持他，也是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

历尽坎坷的裘沙和王伟君夫妇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宣传鲁迅精神的事业上，要为鲁迅摇旗呐喊。1972年，裘沙创作了鲁迅题材的第一幅作品《又为斯民哭健儿》。为了画好它，他走访了当时还健在的茅盾、冯雪峰和曹靖华等先生。他们不仅热情地给他提供资料，包括一些具体细节，而且鼓励他一定要将它画好。对这个作品的创作，裘沙深有感触地说：

鲁迅要去参加杨杏佛追悼会，当时已经传播这样的消息了：国民党的特务这个名单上面第二个要暗杀的就是鲁迅。宋庆龄都在名单上面。鲁迅要参加，许广平很担心。后来正好许寿裳来看他，他陪鲁迅去，这样让许广平放心一点。他在出门时，没有带钥匙，这是许寿裳写的：“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就是这几句话。当时我也很感动，为什么很感动？一个，感觉到“文革”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缺少这样一种性格。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作品在抨击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同时，还通过“狂人”之口，发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声。表明了鲁迅对未来没有“人吃人”现象的社会的憧憬。对于这个题材，裘沙以巧妙的创作手法，准确地表达出了鲁迅“呐喊”的精神内核。该作品画了两只手伸向上方，太阳里有一个胎儿，无奈中带着祈求的双手与强烈的阳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裘沙解释道：

他这个喊声是很震撼的，这两只手在呐喊，上面是一个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这还没有生下来，还是个胎儿，但是这个世界是要到来的，所以用太阳来表示。这张画发表后，美国有个作家，也是个学者叫葛浩文，葛浩文是他的中文名字，实际上是个犹太人，他一看到这幅画以后很震动，感觉这么表现太好了，他就专门跑到北京来找我，说要好好的谈鲁迅。结果他来以后，谈了三天三夜，在我们家里。

不少评论家认为，裘沙与王伟君两位艺术家，比我们很多人都要更深刻地认识鲁迅的真正价值，因为他们有着深切的情感和执著追求的精神，可以说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入到鲁迅的精神世界之中了。对此，王伟君说：“大量的属于自己的时间都投入到画鲁迅上去了。正因为是自己画，这些资料啊，买书啊，买颜料啊，买的书也是很花钱的，因为鲁迅涉及到的题材很多，涉及到的东西你都要去看一看，你都要去学一学，你弄懂了才知道鲁迅为什么这么说的”。而裘沙直接就说“我是鲁迅的弟子，这是最重要的。你学问再大，不是鲁迅的弟子的话，你跟鲁迅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在里面。”

（下转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