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辞还乡，特授文林郎、国子博士致仕。尔尚师表一乡，训诱后进，以裨治政，庶几不愧乡大夫之教，则朕犹有望焉。’”到洪武十年（1377）乞休，钱宰为朱元璋的新朝培育人才已有四年。

至于钱宰乞休的原因，我们可以推断为朱元璋实施的高压文化与政治统治。历史研究者们常用钱宰的《早朝诗》来反映这段历史，诗曰：“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尽管他的诗文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诗，但叶盛《水东日记》、郎瑛《七修续稿》、邓球《泳化续编》等均有记载。清代谢启昆《树经堂诗续集》卷二《论明诗绝句九十六首》亦论及此诗：“颁来缯绮侍朝衣，南市楼头赐宴归。饭熟人闲犹未醒，卧吟想见古音稀。”当代学者苏向荣考证了《早朝诗》的真实性，并对其被遣归的原因与时间进行了辨析。由此可知，《早朝诗》乃钱宰所作无疑。诗成后，很快被人报告给皇帝，朱元璋知晓钱宰的退隐之心后，便在第二日的御宴上赐其归乡。这首诗并未影响到朱元璋与钱宰的君臣关系，钱宰及其家族也没有受到惩处，想是朱元璋念及钱宰年岁已高，又有参与文化事业、培养新一代人才的功劳，从而宽宥了他。

钱宰致仕归乡后，其圹志记云：“日以著书为乐，中外达官、四方游士求为文者辐辏于门。”钱宰所作散文主要有送别文章与斋堂记解题两种。前者从友人将往之地着笔，强调该地的历史意义；后者则从匾名入手，引用儒家经典进行阐释。两种都寄寓了对友人、弟子、乡贤的关切与希冀。这种关切与希冀具体表现为涵煦盛明之化、乐享太平之盛、宣扬贤孝之德等，也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身准则相符。在度过一段闲适的致仕生活后，洪武二十四年（1391），钱宰又被征召为会试考官，参与阅卷工作，二十七年（1394）参与江西乡试衡文。圹志记载的活动更丰富，“前后四考浙江乡试，一考江西乡试，一考会试礼部，凡六主文衡，所得门下士尤众。”

钱宰能够参与到朱明王朝的人才选拔中，反映出其学问深厚，令人信服。清人邵晋涵的《南江诗文钞》卷十三《临安集提要》有言：“宰学有本原，在元末已称老师宿儒……沉潜经训，同时宋濂诸人并心折焉。”可见当时的文学大家都对钱宰予以认可。邵氏也对其诗文称赞有加，“然其诗吐辞清拔，寓意高远，与杨维桢同郡而不效其奇崛之体。黄佐称为‘刻意古调，心追汉魏’。朱彝尊《明诗综》亦许其‘波澜老成，诸体悉合’。固明初一作手矣。古文词亦与诗相称，操纵有法度。不蹈元末冗长之习，可谓卓然能树立者”。然其《临安集》在近现代少有研究，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其诗歌题材丰富，包括题画、唱和、颂诗、拟古等内容，创作风格平稳，用字不落俗套。钱宰重视情感的抒发，诗歌表达含蓄内敛，赞颂历史人物却情绪激昂。散文大致可分为纪念盛典、友僚赠别、乡贤斋堂解题三类，多数文章都追随朱子一派，少数文章也流露出陆九渊心学思想的痕迹，突出“静”与“悟”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他的诗文作品集中收录在《临安集》中，经考察，《临安集》有二十种版本存世。其中文溯阁《四库全书》本、北大图书馆藏清抄本（SB8330）与清传抄《四库全书》（李滂补校）本、台湾图书馆旧抄本（11203）、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藏本、中科院图书馆藏本、国图普通古籍库所藏年代较晚的清抄本（XD7316）与清末民初抄本（100773）因不便查阅或时间原因未能逐字核对，其余十二种版本可以分为两个系列，一是明清十卷本抄本，一是四库六卷本系列。明清十卷本抄本包括国图明抄本、南图明抄本、澹生堂本、丁丙跋本、清抄本（黄山书社）、傅增湘藏清抄本六种，以及今人整理的《全明诗·临安集》与《全明文·临安集》采用的明抄底本，共七种；六卷本包括翰林院抄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孙毓修藏本、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临安集》五种。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三补充了《临安集》的著录情况，认为《四库全书》“提要失考”，因为《千顷堂书目》卷十七已记载钱宰《临安集》十卷。而且赵魏（道光年间去世）的《竹崦传抄书目》也写到《临安集》“凡十卷，百二十三页”。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与何宗美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均有一定的补充记载。经过比对，十卷本最完善的是国图明抄本，六卷本比较完整的是文渊阁本。

文学内容与思想方面，王培友与左东岭将钱宰视作浙东文人集团的成员，从而进行群体研究。笔者借助《临安集》对钱宰的思想进行了梳理，他是跨越两期的儒者，经历了从“学术多元化局面”到独尊朱子阶段。他秉持文以载道观，并将这种理念诉诸《临安集·诗（文）集叙》。《诗集叙》首先历数前朝诸家诗人，简要总结了从诗歌的产生、发展到钱宰所处时代的诗史，“俾吾子若孙知历世诗家之所当法者”，即希望家族后人能向叙文中列举的“作者”学习；继而对所处时代的文学状况进行总结，“圣明隆兴，道与时泰，文与世升”；并向文学家们发出号召，“敷陈善颂，咏歌大雅，以鸣帝世之盛，如汉乐府，如周雅南，如虞廷九歌，有世之文章大家，任作述之寄者在焉”；且提出“雅颂之作，是宜上继商、周而超乎汉、唐之上矣”的期望。钱宰本人也身体力行：“余也鄙陋素习，衰迈日侵，自知不足以继作者之后矣。然其志则不忘乎诗……而余之芜辞俚语，或得附于康衢击壤之谣云。”他在几篇散文中多次表达了渴求人才辅佐治世的热切心情。

钱宰的思想在传统儒家思想范畴里呈现出新的变化。夏咸淳《明代学术思潮与文学流变》描述当时的学术思潮：“诸儒对儒学内部朱、陆之争，多持调和折中的态度，尊朱学而不排斥陆学，但朱子及其他大儒在他们心目中的学术地位远高于陆子”。钱宰的文章大都追随朱子一派，少数文章也流露出心学思想的痕迹。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又认为“钱宰有浓厚的老、庄思想”，他的老庄思想集中表现在《撄宁篇》《听潮说》《白贲斋记》《观鱼说》四篇散文中。《撄宁篇》透露出超然物外的淡泊思想，《听潮说》强调“悟”可为通达“道”的途径。在这两篇散文里，钱宰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保持超然的心态，“物之感之”，来实现“悟”其大“道”的终极目的。强调内心感悟与保持豁达正是老庄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人们身处无法选择、无从逃避、无力改变的艰难境地时，老庄思想最能安抚人心。在元末明初的动乱时代，这种人生态度是时人的普遍心态。钱宰在被朱元璋重用前也经历过躲避战乱的阶段，他的老庄思想在这一时期较为明显。此外，他还清楚地看到“学佛老者”具有“多聪明，识道理”的优点，因此希望人们能“去其虚而实践，变其寂而有为，黜其偏而归于中正”。钱宰的儒家观念融合了道家思想，这便使钱宰相比其他理学家更具独特性。廖可斌认为理学具有二重性，这种特殊的性质会导致轻视文学文采和艺术技巧。钱宰虽然提倡文以明道，但还没有为了说教而轻文、废文，他多次运用老庄的言说方式，如《观鱼说》，将庄子的典型意象融合在儒家的仁义道德中，这样便可使读者更容易接受。

从明清文献的记载来看，钱宰在元末已颇负盛名，他博通经史，善为诗文，与王冕、董旭等人游山玩水，谈诗论画，过着游逸闲适的生活，也曾受王袆的邀请在慈溪县担任弟子师。作为传统儒者，他对元朝末年的统治十分不满，从他中乡试后不肯参加会试，宁可在家乡教授生徒便可见一斑。他的诗歌充满了对民生的忧虑，散文多颂扬坚守妇德的烈女，这也反映出钱宰忧国忧民、奉行儒家道德规范的儒者形象。入明以后，钱宰多次为朱元璋征召。在担任国子监助教期间，很受太学生的敬爱，诸生对其“恋恋不能舍”，其教学成果亦深得朱元璋称赞。钱宰深究理学，在四库馆臣看来，诗文只是其“余技”，但堪称“明初一作手”。《临安集》诗文各五卷，以不同的文体承载着不同的表达使命，兼顾了说理与抒情。总之，钱宰以文学家与理学家的双重身份活跃在元末明初的文坛上，以其谦逊和易，擅长教学的师者形象深受时人尊崇。钱宰又不同于其时的诸多理学家和文学家，他在思想上兼容儒道，作品虽重道却不轻文，由此受到明清文人的广泛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