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觞于春秋末年越国句践时期的“胆剑精神”内涵丰富，底蕴深邃，在越州大地上传承了二千五百余年，生生不息，成为绍兴历史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2004年8月24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绍兴调研时指出，绍兴“要着力塑造区域人文精神，大力弘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敢作敢为、创新创业的‘胆剑精神’”。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到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他说：“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作为中国人，不可不知王阳明。”

从历史发生学看来，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其心学智慧的生成与越地文化内核尤其是“胆剑精神”存在着必然的、不可替代的渊源关系。可以说，胆剑精神是王阳明心学智慧的思想原点与文化基因。作为从越地走出的王阳明，生于斯长于斯的越地文化背景在其生命历程中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其生命的摇篮，也是其心学智慧的原点。无论是其少年狂狷、勇斗刘瑾、征战功成，还是龙场悟道、天泉证道以及乐此不疲的讲学布道等，都离不开其原初的文化接受，离不开来源于越地故土这一对其心学智慧形成产生奠基意义的文化命脉。

一、从王阳明的心学智慧与胆剑精神的契合度来看,\(二者的核心内容是叠加的。以“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敢作敢为、创新创业”为基本要义的“胆剑精神”，其内涵极为丰富，但最核心的是三大要素，即“刚毅”“尚智”和“务实”。而这些，在阳明心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智慧谱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刚毅”，就是剑胆琴心，刚柔相济。“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准确地概括了胆剑精神中的“剑”文化（包括披荆斩棘、见义勇为、刚正不阿等）与“胆”文化（包括卧薪尝胆、以屈求伸、赤胆忠心等）两种元素的有机合。如果说，勇往直前的“剑”，彰显的是刚烈、豪情与骨气，那么，韬光养晦的“胆”，蕴含的则是坚毅、柔情与灵气。这种阳刚与阴柔、强悍与审慎的“矛盾统一体”，就是越地先民最为显著的精神品质———“韧”，即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王阳明从小富于侠肝义胆（即所谓“五溺三变”），提笔为文挥洒自如，带兵作战攻无不克，是文武双全的哲学家。他认为“君子如玉亦如铁”，真正的君子有两种特质：既“铮铮若铁”，坚守而执着，又“谦谦如玉”，内敛而包容。这是对“胆剑精神”最贴切的诠释。在纷繁世事之中，只炼“铮铮若铁”之豪气，而不养“谦谦如玉”之性情，抑或反之，都难成大事。王阳明既能从“心外无物”出发，大义凛然，犯颜直谏，犹如一柄宁折不弯的利剑，剑气如虹（比如，面对专横跋扈的刘瑾、盛气凌人的思州太守、“忠泰之难”中奸诈阴险的锦衣卫，等等），又能从“知行合一”出发，倡导“致良知”，讲究“事上磨”，不亢不卑，圆融旷达，成为儒家“真三不朽”的标杆。

“尚智”，就是追求智慧、善施计谋。历史上，古越先民“轻死易发”并不代表缺少智慧，刚勇坚韧也并不排斥精细雅致。“卧薪尝胆”是古越“尚智”文化的典范，也是胆剑精神的精髓之一。越王句践含垢忍辱，却不忘初心，在“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即尝胆”的背后，隐藏着其独特的创新思维与行为准则：一是忍辱负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胆略；二是表面臣服、示弱，实则克己、自强的策略；三是重用范蠡、文种，共同擘划并采纳文种“灭吴九术”之谋略。王阳明在三次带兵征剿中，无不“以谋”取胜，既老谋深算又随机应变，将“兵者诡道”的手段演绎到了极致。比如，他精心策划，多谋连用诱杀池仲容、围魏救赵攻下南昌、欲擒故纵对付八寨等，又瞬间“计上心头”，让商船假扮官船免除劫财之祸、伪造文书打乱宁王叛乱阵脚、谎称“宁王已擒”瓦解敌人军心等，足以让人钦佩至极。

“务实”，就是经世致用、崇实疾妄。黜玄想而求事功是越地先民的天赋禀性；“崇尚实干，排斥虚妄”是胆剑精神的重要内涵。大禹治水最难能可贵的，是既有攻坚克难的勇气，又有务实创新的方法。此后，历代绍兴的贤牧良守诸如马臻筑鉴湖、汤绍恩建三江闸、俞卿筑海塘等功在治水，靠的也是“因势利导”的务实求是精神。东汉的王充强调“真”是“美”的基础，倡导“疾虚妄而归实诚”的实证精神。南宋的浙东学派强调“真正的儒者之事业应当见之于实事实功之中”，主张学以致用、注重时政。越地虽非浙东学派的发源地，但因毗邻金华、永嘉、永康等地，受其影响极为深远。王阳明继承了他们的主体与现实精神，诉诸良知，注重践履，冲出压抑人性、束缚思想的泥潭，促进了人们突破程朱理学的藩篱，另辟蹊径创立心学，进而诱导了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异军突起。他在《传习录》中指出：“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指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行动中获得真知，将真知付诸于行动。知和行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为此，他竭力反对“知而不行”“坐而论道”的表面功夫。

二、从王阳明的个性特质与胆剑精神的亲缘性来看,\(二者的基因主谱是吻合的。以“胆剑精神”为内核的越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对王阳明有着不可名状的亲和力与感召力。如果聚焦他在为人处世中“质疑问难”和“恬淡寡欲”的两大性格特征，便可窥斑见豹。

“质疑问难，敢为人先”是王阳明的鲜明个性。自古以来，越地便是批判哲学和启蒙思想的摇篮；游离于正统文化之外的“边缘”乃至“异端”的思想家，不乏其人。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东汉的王充“不守章句”，敢于“问孔”“刺孟”，唾弃谶纬神学，彰显出他激昂的战斗姿态、批判思维和求实精神。西晋的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提倡个性解放，对压抑与束缚人性的“虚妄”礼法迎头痛击。南宋的浙东学派敢于超越传统，质疑辨异，在猛烈抨击“苟安求和”思想中，提出了“义利并举”“工商皆本”等主张，标新立异，震耳发聩。如果说，王充的问孔刺孟、嵇康的痛击礼法是一种蔑视权威的批判精神，那么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则是一种逆境奋发的创新气象。王阳明自“庭院格竹”失败后，便对朱熹的格物论充满失望和质疑，随即公然与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叫板”，激浊扬清，推陈出新，在被贬谪“龙场”箪瓢屡空的情况下，不屈逆境，不畏权贵，独创了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阳明心学。他用“不动如山”的浩然正气炼就了一把直指程朱理学的“心剑”，开辟了儒学新天地，为当时萎靡颓废的社会机体注入了一派生机与活力。诚如曾国藩所说：“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

“从善如流，恬淡寡欲”是王阳明的另一个鲜明个性。自幼立志要做“圣贤”的王阳明不慕权贵，从善如流。他年少时，怀抱经略四方之志，喜欢游侠和骑射，并以伏波将军马援作为其精神偶像。十五岁那年，他独自赴居庸关考察边务，还梦见马伏波亲手送他一把新硎初试的宝剑，冥冥中预示着他跃跃欲试、征战沙场的壮志雄心。出身优渥之家的王阳明不求闻达，淡泊名利，他曾说：“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心无所累，意无所牵。”无论是不羁少年，还是考取功名踏上仕途之后，他都视功名利禄如浮云。在其功成名就之后，王阳明对朝廷的封赏要么推辞不就，要么分享下属。早在他观政工部时，因督造威宁伯王越墓而博得了王家的赞许，王家特意赏赐给他许多钱财，他如数奉还，只收下了王越生前的那把“佩剑”，玉壶冰心，清澈可鉴。这与他年轻时就对严子陵等余姚乡贤极为歆羡与崇敬，不无关系。这些乡贤驱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内心深处烙上了“见贤思齐”的思想印痕。史载，王阳明对严子陵这位“年八十，终于家”的先贤，十分敬仰。在他两次过建德严滩的严子陵钓台时，都不由自主地“顾瞻怅望”。相传，与汉光武帝刘秀同窗的严子陵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曾在此隐居垂钓。对此，王阳明在蛰居杭州胜果寺时有诗云：“富春只尺烟涛外，时倚层霞望钓台。”后来虽因种种原因不曾登临，但他在《复过钓台》诗中，对游历严子陵钓台的期望与眷恋，以及对严子陵的敬仰与追慕，又一次倾露无遗。“仰瞻台上云，俯濯台下水”，这一“仰”一“俯”，既是他对钓台的外在行为，更是对严子陵的内心态度，表达了自己敦行致远、建功立业的坚强决心。“高尚当如此”“至人匪为己”是对严子陵的高度评价。透过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既有“人生何碌碌？高尚当如此”的羡慕，又有“过门不遑入，忧劳岂得已”的感叹，尤其是最后一句“果哉末难矣”，王阳明引用孔子对话，表达了他对“做圣贤”这个初心锲而不舍、绝不放弃的豪情壮志。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接受越文化传统的显在的或潜在的影响，对创立阳明心学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三、从王阳明的潜在意识与胆剑精神的文化“场”来看,\(二者的融通作用是互动的。“文化场”是指“任何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除了物理环境以外，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这是法国学者皮埃乐·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中提出的。一定区域内的先民们所凝聚而成的“集体无意识”（或称之为“文化基因”组群），必然会“遗传”给后人。该区域的后人们的政治抱负、心理素养、思维品质、审美追求等不可能游离于越文化“场”之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胆剑精神”是一个在不断嬗变中博采众长的谱系，它作为越文化“场”的硬核，从先秦时期的萌芽与雏形到秦汉魏晋时期的断裂与转型，再到隋唐明清时期乃至近代的成熟与觉醒，都蕴含着海纳百川的品格。

“文化场”是一个时空交错、由不同特质的文化基因多层次叠置的动态场，在其中的一个个“次场”中，融合了本土的与外来的各种价值取向。开放式的越文化“场”也“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越地先民。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北方的战乱、南方相对稳定，加之秀丽的山水风光，使王（羲之）、谢（安）等豪族士绅南迁至越，加速了越地文化由“尚武”向“崇文”嬗变。越地不但容纳了中原文化的精华，而且兼收并蓄，使越文化的包容度更为凸显。从东汉中期开始，越地逐步成为儒释道三家文化的交汇点。在越地，除了东汉王充、赵晔，东晋贺循、贺 等名儒硕学以外，还有东汉魏伯阳、南朝褚伯玉等在此留下道学踪迹，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中浙东占七个，越地占了三个，七十二福地浙东占十五个，越地占了七个;3境内名刹众多，支遁、竺法潜、智永等高僧在此说法、隐居，慧皎在此撰写《高僧传》，他们超尘拔俗，才高德劭。当年，王阳明在宛委山南麓结庐修道、读书讲学之地———“阳明洞天”，在“三十六小洞天”中居第十，其旁边便是越中著名道观龙瑞宫。王充尖锐而猛烈地“问孔”“刺孟”，但其出发点不是肆意诋毁孔孟，而是欲辨明真理，阐明圣道。他肯定孔子是“圣人”，是“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却不能将其“神化”。其实，在《论衡》中，王充对“孔孟之道”中的仁义礼智信，并没有半点非议。

受融会贯通的越文化“场”辐射，王阳明虽在1503年前后已与佛道分道扬镳，却在创立阳明心学这一被称为“儒家道统之‘正脉’”的过程中，潜心笃志，大胆继承了越地先贤辩证的“扬弃”之法，学宗孔孟，博纳兼容，集儒、释、道三家精要之大成，在忠实地秉承儒家“千古圣贤的一点滴骨血”的同时，理性地“援引”释、道的合理成分，并曾以“厅堂三间共为厅”的比喻来形容儒、释、道三家关系。有一次，弟子郑德夫问王阳明：“释与儒孰异乎？”他回答说：“子无求其异同于儒、释，求其是者而学焉可矣。”他还时常参禅静坐，修炼佛家空性，从体悟中寻找灵感和智慧。

总之，阳明心学的三大精髓，即“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自成系统，具有独特的原创性与生命力。作为五百年来中国人最精妙的智慧之学，在其产生、发展和圆熟过程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越文化烙印，尤其是胆剑精神成为他后来“立德、立功、立言”不可或缺的思想原点和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