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是我国第一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国务院批文中明确指出绍兴“是江南水乡风光城市”，这样的定位，在现有的100多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大运河沿线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既是大自然的慷慨恩赐，也是人为精心加工的结果。
　　地理环境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城市而言，包括地质的、地貌的、水文的、气象的、生物的各种条件，既是构成城市生存的物质基础，更是促使城市发展的自然前提。绍兴城南是被古人称为我国五大镇山之一的会稽山，这里山峦起伏，绿树成荫，孕育了无数的山涧溪流，《水经注》说有36源，当代学者考察结果是43源。会稽山北麓的绍兴古城及其北部的山会平原，总体地势是南高北低，海拔一般在5米上下。这些溪流自南而北，流经古城和山会平原后注入杭州湾，即古籍记载的所谓“后海”。到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经过周密考察后，带领民工，在绍兴城南百步处筑堤围湖，总纳来自会稽山区的43源之水为湖。这就是位于绍兴城南、堤长127里、面积300多平方公里的鉴湖。而鉴湖的建成，不仅为地处下游的绍兴水城涵养了丰富水源，也为山会平原的开发和农田灌溉创造了条件。
　　2500年前范蠡建设越都城时，对规划范围内的自然山水给予了原生态保护，其中有高低不一的山丘9座，南北流向的小河4条。这些河流包括位于城东的平水西江、城中的南池江、城西的坡塘江以及在城西擦边而过的娄宫江。前3条河流，后来都成了水城绍兴的南北向主干河道，其中南池江城内段还成了山阴、会稽两县的分界河，俗称“府河”，地方志里有时也称“运河”。
　　这些流经城内的河流，具有源短流急的山溪性特点，往往难于蓄水，直接影响了城市用水和下游的农田灌溉。鉴湖的建成，虽然使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还不足以构成纵横交错的城市水网。于是疏浚和开挖东西向城河并使之与南北向城河形成网状交织，成了绍兴水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越王句践开辟东郭外山阴故水道和句践小城设酒务桥北水门的情况看，越都城内外当时很可能存在东西向的天然河道，句践辟水道和范蠡设水门或许就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总体地势南高北低的自然格局下，南北向河道一定多于东西向河道。因此说，当时的浙东运河穿越绍兴古城、连接西兴运河与山阴故水道，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绍兴水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东半城的稽山河、城中心的府河和西半城的环山河，这三条大体平行的南北向主干河道，虽然利用了天然河道，但却为开挖东西横向河道，最终形成纵横交错的城市水网格局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东西横向河道除酒务桥河、投醪河外，按地形地势分析，基本上都属于人工疏浚河道，包括浙东运河城内段。这些东西向河道，除运河东西向穿越全城外，其余都以府河为中心线，属会稽附郭县境内的有7条，山阴附郭县境内也是7条。有趣的是，会稽城河只通到府河，山阴城河也只通到府河，两县城河没有一条是东西直接对接，完全依靠府河来沟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自南朝陈代从山阴县分设会稽县以后，会稽郡、山阴县、会稽县一向同城而治。有许多迹象表明，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上，基本上都是在上一级行政部门即会稽郡、越州、绍兴府署统率下，实行属地管理。换句话说，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都是在郡、州、府统一领导下，由附郭县山阴县和会稽县各负其责。这是古代行政管理体制在水城建设中的反映。
　　这些东西向城河（除运河），古人有个形象比喻，称之为“七弦水”，象是一把琴上的七根弦。清乾隆年间的悔堂老人在《越中杂识》中有如下记载：
　　府河，在府城中，跨山、会两县界。其纵者，自江桥至南门，北至昌安门；其横者，自都泗门至西郭门。中间支河甚多。皆通舟楫……盖城中有河七，昔人称为七弦水。自通衢至委巷，无不以水环之。
　　当代清华大学吴良镛先生将它比喻为“鱼骨式”布局，他说这里的规划建设者，把“一些较大的纵横河道也留在城内，城内的天然河道加上人工的填掘整理，成为水网系统。”而这种水网的组织形式，是“鱼骨式”的，如果将纵向主干河道（如府河）视为“鱼骨”，又在鱼骨两侧延伸出一条条横向的“鱼刺”，吴先生认为这“是南方水网地区规划的一种有创造意义的形式”（吴良镛：《从绍兴城的发展看历史上环境的创造与传统的环境观念》，见《建筑·城市·人居环境》）。
　　绍兴水城的形成，首先应当感谢2500年前的越大夫范蠡，是他在规划建设时如吴良镛先生所说，将一些较大的纵横河道留在城内，以后又经过人为的加工而最终成为水网系统。至于人工填掘整理的有哪几条，是什么时候完成的？文字记载不多，但《新唐书·地理志》告诉我们，绍兴城里有条“新河”，为唐“元和十年（815）观察孟简开。”“新河”在上世纪80年代还在，是一条处于城中府河与城西西小河之间的东西向河道，属山阴县境的“七弦水”之一。“新河”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城内其他横向河道此前业已存在？若是，则绍兴水城河网至迟在晚唐以前已经形成。这不但可以从唐代诗人张籍《送朱庆余及第归越》诗中得到证实，诗曰这里是“有寺山皆遍，无家水不通”（《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四），惟有水城方可出现“无家水不通”的情景。也可以从地名中得到印证，因为地名往往具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性格，历史在地名中得到沉淀是一种普遍现象。按常规城里有河必有桥，南宋嘉泰《会稽志》记录了当时绍兴城内99座桥梁名称，这些飞架于不同河道上的桥梁，大多始建于晚唐以前，也有一些重建于宋代，可见，所谓“新河”的含义确实在于“新”。
　　事实上，对于绍兴水城的形成及其特征，向来受历史地理学家们的高度关注，明代王士性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考察后认为：
　　绍兴城市，一街则有一河……水道如棋局布列，此非天造地设也？或云：“漕渠增一支河月河，动费官币数十万，而当时疏凿之时，何以用得如许民力不竭？”余曰：“不然，此本泽国，其初只漫水，稍有涨成沙洲处则聚居之，故曰菰芦中人。久之，居者或运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沟渎种艺，或浚浦港行舟往来，日久非一时，人众非一力，故河道渐成，砌渐起，桥梁街市渐饰……”（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王士性的研究结果，基本反映了绍兴水城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据清光绪十八年（1892）绍兴府城有史以来第一幅用近现代技术测绘的《绍兴府城衢路图》载：在面积8.32平方公里的古城范围内，共有纵横河道33条，加上护城河，约60公里，河密度达7.2公里每平方公里；城内又有大小湖池27个，河湖面积37公顷；城内建有各式桥梁229座（以石桥为主），桥梁密度为28座每平方公里。
　　这就是绍兴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