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1 越王嗣旨不光铭文带钩
图2 双钩龙首纹带钩
图3 雁鸟形带钩
图4 鸟形带钩
图5 银质带钩
图 6 “於王者旨 ”铭文拓片
图7 秦兵马俑武士带钩配饰
图8 古玛雅人佩戴的双头蛇饰

　　一、概述
    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又称“犀比”“师比”等。1986年余杭反山遗址中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带钩，将带钩的起源提前到史前文化时期。古时称带钩常用一个“钩”字，在古文献和出土的器物、遣册等遗物上都有较明确的记载。带钩的全称见于《史记·齐太公世家》：“射中小白带钩……桓公中钩佯死，以误管仲。”这段文献记载的是春秋时齐国管仲追赶齐桓公，拔箭向齐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假死躲过了这场灾难，之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知道管仲有才能，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霸业的故事。对带钩的使用《淮南子·说林训》有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说明当时带钩作为衣饰之物，在权贵雅士的上层社会已经较为普遍，而且还代表着身份等级和信仰的象征。带钩有金、银、铜、铁、玉、石、骨、木各种材质，存世量最多的当为铜质带钩。带钩的造型也十分丰富，它们分别带着各个时期的文化特征、信仰崇拜、意识形态、艺术追求等，从形式上可以归纳为水禽形、兽面形、耜形、曲棒形、琵琶形、长牌形、全兽形、异形等。
　　二、越地出土带钩概述
    绍兴是古越国的都城所在地。近些年来，随着绍兴城市建设步伐的推进，史籍记载中位于绍兴城东的西施山遗址，也被迪荡新城建设所湮没，与此同时，在迪荡新城建设开发过程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青铜和铁质生产工具、兵器、礼仪用具等，时代多为春秋战国，其中就包括带钩。一直以来，鉴于越地带钩很少出现，可供研究比较的实物更是少见，因而大家都把对带钩的关注集中在黄河流域和秦晋故地一带，这次越地出现的带钩数以百计，且造型丰富，工艺精美，不仅为我们研究古越青铜生活用具和铸造技艺提供一个批非常有价值的实物资料，也让我们从又一个角度窥探越人在意识形态和生活情境上打开了新的文化视角。
　　越地发现的青铜带钩长度大多在2公分～8公分之间，当然也有15公分以上的，以中、小型居多，特大者较为少见。工艺上多浇铸纹饰，同时发现错金银或者铸有铭文的带钩，也有极个别铁质带钩。
　　它们包含的共同特点主要包括：
　　1.造型特征带钩造型的基本特征不外乎钩首、钩身和钮三部分组成。我们讲越地带钩的造型特征，重点体现在钩首部位的造型。从征集到的实物观察，越地带钩的钩首可以讲基本上都以禽鸟类和蛇首，或以蛇首变形的龙首为造型。
　　例一：“越王嗣旨不光”铭文青铜带钩（图1），钩首呈弯曲蛇首状，口、眼、鼻刻画生动。颈部与钩体呈正方相连，犹如一条昂首曲颈、双目圆睁的蟒蛇。带钩基部呈圆方形，下方与钮相连，其上浇铸四条对称交织缠绕在的蟠虺纹。在其颈部正上方铸有“王”两字铭文，左侧铸有“嗣旨不光”四字铭文，右侧铸有“自作用勾”四字铭文。
　　例二：双钩龙首纹青铜带钩。由两个对称钩首和钩钮组合而成。钩首呈龙首形，略宽于颈，双目圆睁外凸。器身以数条蟠虺纹交织盘缠，纹饰清晰。为越器装饰的典型图纹。（图2）例三：雁鸟形青铜带钩，整体造型呈雁鸟状，鸟首前伸回曲作钩首，钩身左右两侧呈双翅形，并收拢于身背，尾翼宽展作捷飞状。（图3）。
　　例四：鸟形青铜带钩（图 4）。整体轻巧柔和，似一叶羽毛，随风飞扬。精巧的鸟首微昂作钩首，双目及鸟啄刻划生动，钩体正面有四条平行于钩身的凸棱，似羽翅简洁柔和。带钩背面和钩钮处有范线，属于左右合范铸造。
　　2.装饰花纹越地出土的青铜带钩器身，多以蟠虺纹予以装饰，有的还以数条蟠虺纹交织盘缠，多的饰有八条虺纹。这些蟠虺纹立体感强，头部上昂，双目圆睁。除此以外，也有以线刻工艺装饰的，线刻的装饰手法多结合错金、银、红铜，艺术效果别具一格。蟠虺纹为越器装饰的典型图纹，越地出土东周时期的原始青瓷上多有这类纹样装饰。
　　3.工艺特征越地带钩的制作工艺，至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比较全面和高超的艺术水平，这实际上是越地青铜制作艺术发展的一个方面。带钩多采用整体浇铸，并一次性完成浇铸纹饰，用合范浇铸法，浇铸完成后再进行逐个清理、打磨、修饰，特别是对一些细部纹饰的清理，更是做得一丝不苟，眼神、毛发、鳞片，扭动的身躯，神韵具备，令人赞叹。
　　在材料使用工艺上，除了青铜带钩外，也有铁质的。铁的使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尤为珍贵，其中发现一件整体造型为鸟形的铁错金的带钩，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如何在坚硬的铁上错以精细的金丝，这不是一般工艺能够解决的。此外，同时也有银质带钩（图5）、青铜错银带钩、锡质带钩等等。
　　在发现的带钩中，有极少数的铭文带钩、肖形图案带钩、印文带钩等。铭文带钩多以越王自铭为多。浙江省博物馆馆藏一例绍兴西施山遗址出土的铭文青铜带钩，通长8.2公分，正面铸云雷纹，两侧各有一行铭文共14字（图6），铭文内容为：“隹（唯）正月初庚吉日丁亥，於（越）王者旨（句），自乍（作）用。曹锦炎先生对此带钩铭文中“初庚吉日”作了考证。把带钩称作“（句）”也是在青铜器铭文中首次见到。此带钩铭文的出现，既发现了古越人对带钩独特的称呼，也是越人对中国古代天文知识、月相概念的认识和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真实体现。
　　这些实例的发现，揭开了越地带钩文化丰富多彩的神秘面纱，是这一时期越国社会结构与早期文化整体发展的真实写照。
　　三、越地带钩文化与信仰崇拜
    春秋战国时期，越地青铜带钩的形制已经基本确立，即由钩首、钩身和钩钮三部分组成，并在贵族阶层普遍使用。此时带钩纹饰内容比较丰富，时代特征明显，保留着越人众多文化信息和艺术特色，或许就是所谓“土著”“蛮夷”等本地文化的遗存，与中原地区的带钩风格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它们体型较小，少富贵豪华的气息，更趋向以朴实的动物形态元素，其中，蟠虺纹、鸟纹，以及蛇、龙的形态尤为典型。作为越国文化研究范畴，对古越原始文化背景的探索是其中之一。
　　带钩是古代上层社会人士必备之物，它除了日常生活需求所必备，反映个人身份、地位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意识形态中信仰与崇拜的直接体现。越人以鸟、蛇、龙为图腾崇拜基本上已为学术界首肯，在出土文物中，如：良渚文化玉璧上的鸟纹、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中大量以蛇纹交织组合的出土文物、绍兴漓渚中庄村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鸠杖，和绍兴306号墓出土的春秋晚期伎乐铜屋模型屋顶的大尾鸠，以及众多以此类题材为装饰主题的实物为例，都有力地印证了这种文化现象内涵。
　　越地多为水乡沼泽，越人择水而居，对于水生生物也是司空见惯、终日相伴，越器中多出现此类动物形态，是越人视为崇尚，以及信奉与自身和部族不一般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实物印证中，我们可以发现古越人在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表现，其重点体现在图腾崇拜上的反映。
　　人们对图腾制的研究，起始于十八世纪末期英人朗格和十九世纪中叶的格雷，到十九世纪末，勒南以图腾解释原始民族的宗教信仰，摩尔根又以图腾说明原始民族的社会结构及社会习俗。近年以来，绍兴境内出土的这些青铜带钩，时代多为春秋战国，其中的工艺特征和文化内涵，反映了古越人原始艺术的完善和宗教信仰意识的成熟，这是图腾制与图腾艺术的显明特征。我国的古籍中记载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人兽交融的原始部族起源的传说。“鸟兽跄跄，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图腾文化，在古越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得以融入。虞舜“象耕鸟啄”的传说，反映了古越人把鸟视为与自己的先祖和氏族的特定关系，加以敬崇，奉为信仰，并在各种载体上予以表现，与带钩艺术进行了巧妙结合，从而逐渐被越人追寻为自己随身佩戴的护身符。
　　中华文明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格局，总体发展走向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大趋势。在这种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氏族、部落和社会阶层，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因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状态、社会宗教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都存在着各种差异，这就是一种多元的大格局因素。我们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所佩戴的带钩，与战袍、甲胄、兵器同时出现在一些武士身上（图7）。
　　我们可以想象，在激烈混乱的战场上，小巧的带钩的作用并非只是连接服饰或物件的，它真正的作用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祈求神灵 护，求吉祥、避凶险的护身符的象征。它已经从最早期被统治阶层特权使用，而随着战略战术的升华，逐渐被装备于战争中的将士身上，以增强将士们的自信心和求战必胜效应。据此，这仍然是一种图腾文化的渗透现象，无论从纵向或横向的角度看，它们都呈现着错综复杂的态势，万变不离其宗。所以，不管变化如何，越地数量众多的带钩的发现，是我们重新认识越国青铜文化和越人意识形态、信仰崇拜的新发现；越地带钩文化的出现，是我们对越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也是民族学与民俗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民族学研究者对现存的少数民族社会习俗研究指出，一个有权力的部族或家族，曾可以假托某种神圣的动物为其先祖，以显示与这些动物和自然物的神圣关系。古越人对蛇、龙作为图腾崇拜，也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反映。我们说蛇是龙的原型，在越人的图腾崇拜上，想象中的龙，在人们心理希望能有更神圣威武的需求下，由蛇的原型中演化而来，并把这些掺和着宗教信仰的图腾崇拜意识予以发挥应用，权力等级制度、心理需求、意识形态等多种文化现象也随之予以体现。古玛雅人也视蛇为自己的崇拜物，并有佩戴双头蛇饰的习 俗。（图8）纹身断发也是古越人的图腾习俗，古文献上都有明确的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曰：“太伯、仲雍二人，乃 奔荆蛮，断发纹身，示不可用。”《汉书·严助传》云：“越，方外之地，断发纹身之民也。”《汉书·地理志》：“粤（越）地……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纹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
　　我们在以前论述过断发主要是越人图腾习俗中的成人礼，而这里的纹身则是图腾民族的身体装饰，图腾部族的成员为使其自身受到图腾的保护，就有同化自己于图腾的习惯，是越人图腾信仰的特征，与带钩纹饰寄托图腾信仰为附身符一样，以图腾图像附着于身体之上，即代表图腾祖先的存在，祈求得到神圣的保护力。
　　四、小结
    文化遗产是人类祖先创造的财富，遗产的获得与失去都在念想的一瞬间。从古越人遗存的带钩中我们可以得到历史、科技、艺术、信仰、民俗等等当时的社会信息。对越地带钩文化的研究，至少我们可以在一些方面得悉：
　　1.越地铸造的带钩形式众多，纹饰内容充分体现了越民族自身的艺术特征和风格，其民族信仰、图腾崇拜意识尤为突出，文化内涵丰富，工艺精湛，是一份祖先留给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2.越地铁质带钩在战国中期已经出现，说明铸造小件铁器的工艺已经日趋成熟，与绍兴西施山遗址出土的铁质农工具一样，渗入到了越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在价值观上来讲，不亚于青铜的社会认知度。
　　3.这次发现的带钩中，从铭文、纹饰特征、铸造工艺考察，其时代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少量西汉早期的青铜带钩出现，据此，也可以为绍兴西施山遗址铸造作坊的断代提供依据，在时间上它至少延续到西汉仍在继续生产。
　　4.金银错技术在精巧的带钩上得以发挥，证明越国工匠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熟练地掌握和使用这门技术。金银错技术是一项工艺复杂，技术要求和技术含量都比较高的手工技艺，在中原地区和楚国的青铜器中偶有发现，这次越地金银错带钩的发现，以实物证明了越国在这一时期也同样具备了这项技术，并得以运用；证明当时的社会交流与文化融合的频繁；同样也证实了越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繁荣程度，对文献中描述的越乃“蛮夷”之地提出质疑。
　　5.带钩是贵族使用的小件青铜器，既包含着图腾信仰的文化意识和身份等级、礼仪习俗的象征，也是生活用具，有着它的实用性，与中国传统服装、服饰的发展关系紧密，是考证越国服装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6.越地带钩铸造工艺是左右合范法铸造，这些特征都是越地青铜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
　　今人早已不用带钩，存留于世的带钩之所以为人所关注，不仅是带钩反映了古人生活的时代轨迹，还因为带钩承载了太多的文化传统，带钩的铸造、带钩的使用、带钩的形制、带钩的工艺、带钩背后的故事等等，处处显示出带钩文化底蕴的厚重。我们研究越文化的初衷就是为了理清这些文化底蕴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