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绍兴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也有结社集会的传统，无非是其自由度宽严不一而已。辛亥革命时期，绍兴的结社、建党、组团、集会是一个高峰期，只是这众多的党团会社良莠并存，寿命长短不一。其中，越社不仅与鲁迅、陈去病、宋紫佩等名人和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且，它在辛亥革命期间乃至民国时期为绍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许多努力和贡献。
　　一、越社成立的时间
    长期以来，关于越社成立的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着近年有关史料的不断发现和考证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得出它成立于1911年3、4月的定论。其理由有五：
　　1.宋紫佩《二十年来之回首》有确凿文字记载。宋紫佩（1887-1952），谱名盛琳，改名琳，字紫佩，又作子培、子佩，今柯桥区平水镇宋家店村人。光复会会员，中国同盟会会员，先后师事寿洙邻、徐锡麟、秋瑾、陈去病、鲁迅等，始终与鲁迅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中华民国三年（1914）十月一日午后九时”，宋紫佩在“京师图书分馆”写就了题为《二十年来之回首》的回忆文。记载的都是清末民初鼎革之际的绍兴史事，正好弥补这一历史时期绍兴史料不多的缺憾。当事人写当时亲身经历的事，弥足珍贵，可视为信史。宋紫佩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说，1909年，陈去病“偕海上诸同志组织南社，欲以文字鼓吹革命，实同盟会之变相也。函招入社，始得与柳亚子、高天梅诸君子游”。1911年春，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回乡的宋紫佩“主浙江第五中学校理化讲席。时革命思潮，贯注于人人之脑海，而吾越为尤甚。予因征集匡社同志，另设越社，遥与南社相呼应。社员数以百计，一时名流，如周豫才、陈子英、范爱农、李宗裕诸君子皆与焉。”
　　2.鲁迅在1911年4月12日写给挚友许寿裳的书信中谈及此事，说：“迩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之业，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若得成立，当更以闻。”此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监学兼博物教员。宋紫佩在回忆文章称“浙江第五中学校”，绍兴府中学堂则是它的前身。鲁迅与宋紫佩也从先前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师生关系转变为绍兴府中学堂的同事关系。笔者以为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所说的“拟立一社”，当为越社，他把筹建越社的信息函告挚友，可谓是权威发布。
　　3.1912年2月出版的《越社丛刊》第一集载有《越社第二次修改章程》，注明“辛亥十一月十二日”，据此亦可推定越社成立并通过《章程》应在半年前，因为《章程》规定，越社夏冬二季各活动一次。
　　4.陈去病所撰的《越社叙》，第一次发表在1911年5月26日北京《帝国日报》，除题为《越社成立叙》外，文末署明“辛亥仲春中浣一日 吴江陈去病书”，由此可见，该叙写于1911年3月11日。《越社叙》也登载在是年6月26日出版的《南社丛刊》第四辑，标志着此时越社已经成立。
　　以前，有人根据马可兴老人的回忆，将越社成立时间说成1908年。照理，马可兴是越社成员，他的回忆也是可信的，现在看来，他把1908年成立匡社，说成了越社，是记忆有误，对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来说，回忆五、六十年前的史事也是难免张冠李戴。同样，鲁迅三弟周建人在八、九十岁高龄接待我们访问时，说鲁迅“是参加又不参加”越社，当时听了以后有丈二和尚摸不头脑之感。自近年发现宋紫佩《二十年来之回首》这一回忆文章后，也澄清了这个问题。鲁迅不仅参加越社，还是该社的主要指导者。此外，陈子英、范爱农、李宗裕等许多绍兴人也是越社成员。
　　5.当事人鲁植园的当年日记记载：“民元前一年辛亥 十九岁”，“又奉令改称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校，五学年制。校长陈子英先生延周智荷、陈去病、周豫才（鲁迅先生），诸先生多留学东西国归来者。二月越社成立，陈去病为叙。兹捡录原文，弥觉可珍”。这位鲁迅、陈去病学生关于一九一一年“二月越社成立”的说法可信度更高。他讲的是农历二月，换算成公历，已是三月了。
　　二.越社与南社的关系
    要说越社，其实应先说南社。之所以社名南社，是因为取“操南音，不忘本”之意。“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廷的标志”（柳亚子语）。由陈去病、高旭（天梅）、柳亚子等发起，1909年成立于苏州。这个著名的近代文学团体从事诗文创作，而尤以诗著称。它竭力鼓吹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在辛亥革命前产生过积极影响。早期成员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后来品流渐杂，多达千人。据南社于辛亥年（1911）正月编印的通讯录，除1人已作古外，有国外社员20人、国内社员172人，其中绍兴2人，即宋紫佩与鲁迅。宋紫佩是他的恩师陈去病“函招入社”的，而鲁迅则是由他的学生和同事宋紫佩介绍参加南社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讲得很清楚：鲁迅“加入南社也是宋先生介绍的。不过对于南社的作风，先生似乎不赞同，所以始终是一个挂名的社员，没有什么表现，甚至连许多社友也不知道他是同志之一。”据笔者所知，后来，陶冶公、宋沅、魏（铁珊）等也加入南社。关于南社，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隔膜》等文章中均有所谈及：“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起劲地为文字狱的被害者“辑印遗集”。“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他“希望革命的文人”应该“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否则，“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消沉，颓废，甚至转为革命的反对者。
　　《越社第二次修改章程》第一条是“本社由南社分设于越，故以越名。”第七条规定“本社书记应将社友姓名、住址及一切社务情形于每年季夏、季冬报告南社书记员。”可见越社与南社关系甚密，越社无疑是南社的分支机构。陈去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过教职，以“秋案关系，遭当道之疑忌，辞职归沪上”，仍直接指导绍兴成立越社，并为越社写过一篇《叙》。当时，鲁迅、宋紫佩他们对陈去病也十分尊重，在《越社丛书》第一集首页登载了这篇《叙》，它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下转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