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5日晚8点，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黄金档节目“走遍中国”播出的是百集系列片《中国古镇》之第76集《齐贤镇———石城石缘》，该节目于2016年年初在微信圈被刷屏，片中有一句解说词———“羊山石最大量的去处之一，是用于修建钱塘江海塘”。作为参与节目策划的当事人，我屡屡面对好事者的提问，窃以为，与其多次重复解答，不如诉诸文字更显省事。
　　乘坐高铁到绍兴北站，隔着杭甬运河便是齐贤镇境，千余米处有残山耸立，此乃宋代《嘉泰会稽志》所载以“山有石如羊”而名的羊石山，俗呼羊山。山东麓是山头村，南麓名山南村，西麓唤作湖岙村，山北麓即齐贤镇治所在地下方桥市。民国臧励 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下方桥市”释文作“在浙江绍兴县北，迫近海塘”。海塘者，钱塘江海塘也。
　　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一路东进，滋润着北岸杭嘉湖、南岸宁绍平原的广大人民，但同时也给两岸民众带来灾难。翻开《钱塘江志》，明、清及民国时期，平均四年就有一次潮灾，最为惨重的一次，发生在明崇祯元年（1628）七月二十三日。《明史》记载：“杭嘉绍三府海啸，坏民居数万间，溺数万人，海宁、萧山尤甚。”康熙《会稽县志》、嘉庆《山阴县志》均记述了绍兴府城“街可行舟”。现存羊山风景区有崇祯三年所立“潮灾记”碑，明确记载齐贤镇北陶里村“死于水者，几贰百余人”。
　　潮灾带给老百姓无限的伤痛，以致被写入小说，成为抹不去的记忆。由杭州陆人龙编著、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的《型世言》第二十五回《凶徒失妻失财，善士得妇得货》记述道：“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各处狂风猛雨，省城与各府县山林被风害”，“那近海更苦”……，从而引出一个救灾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小说对海宁的记载：“申酉时分，近海的人望去，海面黑风白雨中间，一片红光闪烁，渐渐自远而近，也不知风声、水声，但听得一派雷轰虎吼般近来。”灾后惨象：“凡是一个野港荒湾，少也有千百个尸首，弄得通海处水皆腥赤”，确有目不忍睹之感。
　　俗谓“苏杭熟，天下足”，苏杭平原是历代朝廷的“粮仓”，而钱塘江海塘正是这个巨大“粮仓”的安全屏障。故海塘建设为历代农政之要。唐宋以来所筑海塘，限于当时生产力，多系土塘、柴塘，“然柴塘究不如石塘之坚固”，《清实录》乾隆四十五年（1780）四月初七日载：“将可以建筑石塘之处，一律改建石塘，以资永久保障。”之前的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初四日尝曰：“朕思海塘关系民生，必须一劳永逸，务要工程坚固，不得吝惜钱粮。”十三年七月十九日谕内阁：“朕宵旰焦劳，不惜多费帑金，为亿万生灵，谋久远 安之计。”高宗弘历六下江南，四至海宁视察海塘，躬亲擘划修筑，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谕内阁：“朕稽典时巡，念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多费帑金，为民间永远御灾捍患，良所弗惜。”雍正朝《浙江通志》280卷，按常规“海塘”为“水利”下属，却在“水利”10卷后，并列而设“海塘”5卷。再观《清实录辑录钱塘江海塘卷》，屡屡出现“浙江海塘工程，关系民生，最为紧要”之句，更体现了农耕时代海塘对百姓切身利益的重要性。
　　“羊山”一词被载入史籍乃与海塘有关。《清实录》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载：“惟鱼鳞大石塘，乃一劳永逸之图，必须通盘告竣，方可垂诸久远。需用石料，采自绍兴羊、大等山。”雍正《浙江通志·海塘》提及采石来自山阴县羊山及上虞夏盖山。今人陶存焕、周潮生所著《明清钱塘江海塘》记载，明万历十四年（1586），萧山知县刘会以山阴羊山等宕料石筑西兴丁石塘；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上虞后海塘所用石材由山阴羊山和本县夏盖山供应；道光元年至二年（1821—1822）拆底重建海盐海塘，所需大条石，曾向山阴羊山订购1000丈，因“武康所产石石质差，有裂纹，开采难以足数，连同增用条石，改向羊山增购200丈”；道光十四年兴建海宁、仁和一带塘，同治五年至光绪六年（1866—1880）修建海宁、仁和鱼鳞大石塘所用条石，亦有羊山石。今羊山石佛寺城隍峰岩壁尚存光绪二十六年（1900）所镌石刻，言及上虞王德元“以塘工运石长驻于兹”。由此可见，一直到清末，羊山仍是官方采办塘石的重要宕口。
　　采石与丝绸为昔日齐贤两大支柱产业，羊山周边山头、山南、湖岙等村男劳力，多从事采石业。石宕从业人员之广，从谱牒中不经意的记载，亦可窥见一斑。《下方桥陈氏宗谱》提到，乾隆年间“宕内石料民价比官价稍昂”，有小宕户雇一二工人，借以“塘石”为题混开，每月开十余丈石料进行私售牟利，以致官方“采运不敷月额”。又如，据《浙江省绍兴县工会志》记载，1927年1月“下方桥石塘工会成立”，可见是有一定人数的组织。
　　清代文学家朱彝尊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九月游羊山，当时的羊山经过历代开凿，山体已经面目全非。其在《羊石山题壁》一文中写有：“村民以斧斤开凿，不审自何年始，今者为宫、为霍、为岌、为 ”；“于是洼以为洞，潴以为潭”。“洞、潭”众所周知，即现在深达几十米的石佛寺周边湖面。而“宫、霍、岌、”，是指大山围绕小山、而小山又高于大山的奇特山体。又一百多年后的嘉庆十九年（1814），羊山当地人韩潮（1748—1821）目睹历世采石后的羊山景象，已成“残山剩水，碧涧深潭”。想到韩氏子孙多有徙居他方，一旦寻根访祖，“问所谓羊山者，无存焉”。于是乎，特地撰就一篇《羊山祖居记》，阐述了羊山周边的地形概貌变迁，文章收入《羊山韩氏宗谱》中，韩潮实在属于有心人。事实上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羊山的主体，在两百年前已不存在。以“佛在石中，石在水中，水在山中”为特色的今羊山石佛风景区总面积88.5公顷总体概貌，以及名声在外的“羊山石城”原始面貌，在那个时代就已形成。
　　或许读者会问：绍兴以石文化为景观的吼山风景区、东湖风景区、柯岩风景区以及羊山风景区，以前都是采石场，为何羊山与海塘有密切关系而其他三处少有记载？请看《清实录》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所载：“需用石料，采自绍兴羊、大等山，由海道攒运，每丈定价七钱三厘。今涨沙广阔，载运艰难，请加给水脚银一钱。”又光绪《海盐县志》记载“其采运羊山石，由该宕运至宜桥坝口（注：三江所城东），再由宜桥坝过海，运至秦驻山北四爷庙地方”，海运船只由各盐场派卤船均匀装运。同治十二年（1873）修筑鱼鳞石塘二十九丈，“应用塘石每块需长五尺、宽厚一尺五六寸，在于绍兴府属山阴县羊山地方采购，其中水陆舟车节节盘运，方达工次，运费既多，办理又极艰难”。很显然，运输成本必须考虑。就采凿、运输塘石等诸项权衡利弊，吼山、东湖、柯岩三处离海数十里，均位于绍兴城东、西两侧的偏南处；而羊山是极理想的采石点，此去钱塘江边仅十余里，又有羊山南侧西小江顺江而下运输之便利。
　　问题二：既然运输讲究便利，那海边就有山，为何不就地取材呢？不错，就绍兴北部而言，有白洋山、金帛山、马鞍山、驼峰山等，但它们是抵御海潮的天然屏障，历来不准开采。嘉庆《山阴县志》卷三《驼峰山禁开凿事略》一文可予说明，其略言：驼峰乃郡治北部屏障，为沿海要区，如一开凿，无以抵御海潮。雍正十二年（1734），海宁塘工方兴觊觎驼峰山石并伐之，浙江巡抚、总理海塘工程的嵇曾筠获悉后，下令永禁开凿驼峰山，并在绍兴府城隍庙正殿立碑告众。乾隆二十一年（1756）夏，又有宋家筑塘民工“连名申请开凿”驼峰山，被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立命禁止”。既然沿海诸山不能开采，舍近求远，羊山自然成为极佳的采石点。其实这个沿海山体严禁开采，钱塘江北岸的海盐县也是如此。海盐县在清代屡有文告，如《永禁秦驻山采石》《永禁高阳山黄沙坞采石》《永禁葫芦山采石》等。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白洋山（一名大和山）曾是萧绍海塘天然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因萧山县围垦需要才被开采，成今半壁兀立。
　　关于羊山石的特点，民国《越游便览》在“矿物”一目中提到，“块石居多，板料殊少”。而东湖绕门山石质坚而韧，多用于营造坟茔、石椁。这也是羊山石被多用于建造海塘的原因之一。
　　羊山石用于修筑海塘，其尺寸如何？
　　梳理地方志，倒也有零星记载。如雍正《浙江通志》卷六十四《海塘三》记有：“今用长五尺、宽二尺、厚一尺大石，于羊山及夏盖山开采运用。”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林则徐出任杭嘉湖道，道光元年（1821）浙江巡抚帅承瀛委派林道台查勘海塘水利，发现旧塘共十八层中，多有薄脆者搀杂其间，“即令新塘采石必择坚厚”，塘遂坚固，后编有《塘工成案》一书。光绪《海盐县志》引《塘工成案》，记录的拆修成式是：“每鱼鳞塘一丈，计二十层，拆底换桩，牵计添石五成。用长五尺，宽一尺六寸，厚一尺五寸，六面方平羊山条石八十三丈零。”另有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修筑鱼鳞石塘二十九丈，“应用塘石每块需长五尺、宽厚一尺五六寸，在于绍兴府属山阴县羊山地方采购”。上述长170厘米、宽66厘米、厚33厘米，以及长170厘米，宽厚50厘米左右的石料，现湖岙村仍有少许存在。据村民口述，村后的一条石板路，是用“回宕石”铺设的，即采凿好的塘石，运至海边工地，因为稍短、或稍窄的缘故，验收被视作不合格，石匠们只好再运回来铺路。如此厚实的石板用作铺路，目及之时，着实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耄耋老人还相告，若有小孩不求上进者，大人呵斥之，常带口头言谓：“侬个 好坯，实足个‘回宕石’！”此俚句始于何年，已无从考证。
　　采石免不了伤筋断骨，甚至于出人命。现藏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有清光绪间山南村陆灏《鄂不书斋集》，其诗《开山哀》前序谓：道光二十年（1840），邻居蒋某“晨炊而往，忽裂壁坠”，“人觅其尸于乱石之际”。诗云：“刀锋杀人犹可逃，山锋杀人厉于刀……石吃人兮甚于虎，少妇孤儿泪如雨。”读罢令人唏嘘不已。
　　采石业无意中又衍生出另一个行业，这就是伤科。浙江著名的伤科世家———绍兴“三六九”伤科，世居下方桥下方寺（亦称寿量寺）里西房。据《绍兴医学史略》载，伤科始自南宋，由其鼻祖稽幼域，早年拜少林武师徐神翁为师，授其武功及医术，后护驾至绍，悬壶行医，不久医名雀起，传艺授徒，创“下方寺里西房伤科”。直至明清间，传至张梅亭。梅公自幼入寺，敏悟超群，颇得住持青睐，故独得秘传。梅公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为照顾远道百姓求诊方便，亦解决下方寺应诊不暇的局面，特遣师弟及徒，或亲自出门远诊。每逢农历“一、四、七”在寺中候诊，“二、五、八”赴萧山县城坐诊，“三、六、九”亲自到绍兴府城宝珠桥河沿坐诊。后竟以“三六九”伤科闻名于世。笔者走访多名耄耋老人，闻知在民国期间，除“三六九”伤科外，仅下方桥街市尚有个体伤科诊所十余家。今仍有单氏、傅氏从此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