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哲学家王守仁（1472—1528，号阳明子）门生众多，号称“门下七派“。但就与王阳明的关系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首推王畿（1498—1583）与钱德洪（1496—1574）两大弟子。钱氏为余姚人，而王畿在明孝宗弘治十一年五月六日生于绍兴府山阴县，属于地地道道的绍兴人。按其个人品德和学术成就，完全当得起“越中名贤”的称号。可是，长期以来，学界对王畿的研究却不够重视，只是把他作为阳明研究的一个附带品而涉及到，对这位王门学派的核心人物的分析与把握也常常失之偏颇。绍兴民间对其人其事更是鲜为人知，其名气与地位远不如他的弟子与传人徐渭、陶望龄、王骥德等人，这是很不公正的。
　　纵观王畿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受学于阳明时期（1521—1531）；两京居官讲学时期（1532—1542）；林下讲学时期（1543—1566）；晚年讲学时期（1567—1583）。
　　正如王畿的师兄王艮（1483—1541）拜阳明为师有一个反复过程一样，王畿对阳明之学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了解过程。
　　明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王阳明以南京兵部尚书任归里省祖墓，此后长期居留绍兴，讲致良知之说。王畿是阳明“同郡宗人”，中举后会试不第，而个性又落魄不羁，对阳明讲学，颇不以为然：“每见方巾中衣往来讲学者窃骂之，居与阳明邻，不见也。先生（魏良器）多方诱之。一日，先生与同门友投壶雅歌，龙溪（王畿字）过而见之曰：‘腐儒亦为是耶！’先生答曰：‘吾等为学，未尝担板（呆板），汝自不知耳。’龙溪於是稍相就，己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阳明。”当时王畿年仅24岁。所谓方巾中衣讲学者，指当那些时应付科举，道貌岸然的程朱学者。王畿既是一位不拘礼法的任侠狂士，对此自然要骂之为“腐儒”。然而，新兴的阳明学派，其教学方法却并不呆板，师生之间有时不妨“投壶雅歌”，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正是王阳明教育的特点之一。王畿先由教学形式上对阳明之学感到兴趣，继之听了阳明的几次讲学后，体会到王学与朱学不同，进一步从教学内容上“有味乎其言”，于是，从北都回来后，他终于“请终身受业于文成”。王畿聪明好学，悟性极高，很快从哲理上彻底领会了阳明心学的宗旨。这是一生重大的转机，决定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从此，他不再以仕途为念，而一意于良知之学了。正如他后来常说的“深山之宝，得于无心。”虽然他和同郡好友钱德洪同时考中进士，但由于当时朝廷的权贵不喜阳明之学，且他临行时已向恩师表示过不参加廷试，故偕钱德洪等同门友人同舟回到绍兴。王阳明听说他的得意门生自京城弃考回来，非常高兴，亲自前往迎接，还笑着对他们说：“吾设教以待四方英贤，比之店主开行以集四方之货，奇货既归，百货将日积，主人可无乏行之叹矣。”此时王阳明的心目中，王、钱已成为他的“奇货可居”的谪传大弟子。自此，凡四方求学之人初入王门，均由王、钱等高足分头先教之，他俩因此被称为“教授师”。
　　王畿的可贵之处，是他一方面全面继承了其师的基本学说，尤其是不以孔孟之道的是非为是非的反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自已的独立见解，而且得到了老师的谅解与认可。
　　嘉靖六年（1527）九月初七，王畿与钱德洪在舟中讨论为学宗旨，钱德洪认为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是定论，这就是所谓的“四句教”，或“四有说”。王畿则认为：“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这就是著名的“四无说”。二人争持不下，当晚即至阳明住处就正。阳明遂在天泉桥上作了解答，主张两者应相互取益，以“四句教”为本，这就是著名的天泉证道。
　　对王畿来说，天泉证道的意义在于他从此在王门中独树一帜，后来有人讥笑他“称祖师爷三十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天泉证道次日，王阳明即奉命赴两广平乱，王畿与钱德洪送阳明渡钱江，游杭州，然后溯江而上，过钓台。冬初，至严滩而别。在严滩，王阳明与两位大弟子有严滩问答，再申有无、实幻、工夫本体合一的究极之说。这是天泉证道的继续。离开严滩，途经江西南昌时，有王门江右弟子邹守益、魏良弼、黄弘纲、何廷仁等率同门学子百余人前来请教。王阳明对他们说：“军旅匆匆，从何处说起？”并向他们介绍了天泉证道和严滩问答的主要内容，明确表示：今后有关学问方面的问题可多与德洪、汝中（王畿字）讨论。这样，王畿的“四无”通过师说而广传于王门弟子中间，王畿在王门的地位也因之大为提高。时年，王畿刚至而立之年。
　　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二十九月，王阳明卒于安南（今江西大余县），王、钱闻讯后大为惊骇，匆匆奔丧至江西广信（上饶），仆告同门，提出花3年时间收录阳明遗言。次日至贵溪，遇阳明棺木，扶柩至玉山，检收先师遗书。王畿在先师灵前痛哭流涕，并服斩衰以从（衰为五服中最重的丧服，用最粗的麻布做成）。
　　王阳明去世后，王家外侮内讧并作，外侮，指朝廷尽革阳明封爵和赠谥等。内讧指阳明养子正宪与嗣子正亿争夺家财与爵荫。为保阳明年幼嗣子，王畿与钱德洪共同筑室于阳明墓旁，约同门弟子数人，互相轮守，以备不虞。
　　嘉靖九年（1530），王门学子为纪念王阳明而集资兴建的天真精舍在杭州落成。王畿与钱德洪轮流居守，王并在西湖旁建造金波园住下来，其对先师的一片赤诚可见一斑。
　　由于当权者对王学的排斥，王畿中进士后，仅担任了南京兵部主事、南京武选 中等有名无实的职务，故把其主要时间与精力都放在钻研学问与讲学上。
　　王畿在两京讲学期间，门庭若市，车马塞途，主会场无法容纳，不得不设立分会场。以往开会时，一直以官位与资历排座位，王畿与钱德洪提出座位以年龄高低排列，后来就成为王门讲学的惯例。这种情况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从侧面反映了阳明学派自由活泼的学风，也反映了王畿本人不以名利为念，平和近人的性格。不久钱德洪因父母年老需照顾，离京返乡。讲学中凡有分歧，都请王畿折衷，王遂成为阳明学派事实上的盟主。当时主持国政的夏言（1482—1548）拟选庶吉士辅佐太子。夏婿吴春是王畿门生，吴首荐王畿，夏言摆架子要王畿亲至相府向他求官。被看世事若浮云的王畿谢绝了。夏言大怒，从此处处排斥王畿，斥其为“伪学”，而王畿也从此结束了他的居官讲学时期，时年四十五岁。
　　王畿归回民间，成为一介平民以后，即成为东南西北人，马不停蹄，席不 暖，四处讲学，正如黄宗羲说：“先生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自嘉靖二十二年至四十五年，即从46岁至69岁，共23年，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他的思想逐渐丰富，形成了自已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解释何谓修身与格物等问题上，王畿的观点，比王阳明显得更为精确。
　　王畿在晚年多次说：“师门晚年宗说，非敢谓已有所得，幸有所闻，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常年出游，虽以求益于四方，亦思得二三法器真能以性命相许者，相与证明领受，衍此一脉如线之传。”（《自讼长语示儿辈》），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而风行天下。”可能受黄宗羲此说影响，有些学者认为王畿重在讲述，而对门派经营不甚关注，故无明确的学谱，弟子多散于诸支脉之中。其实，阳明弟子中对学派经营的用心，莫过于王畿了。清人万斯同编有《儒林宗派》，其卷十五列有王畿学派表。归纳如下：
　　李贽———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王畿、周汝登———陶望龄、陶龄、刘、沈国模徐渭———王骥德从嘉靖中期到万历前期，出现了两个具有明显叛逆色彩的和异端精神的先驱者，在思想界，是李贽（1527—1602），在文学艺术界，则是徐渭（1521—1593）。他们的出现，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末期涂上了一层新异的色彩。而李、徐两人受王畿的影响都很深。
　　李贽稍后，王畿学派的传人为周汝登（1547—1629），周为嵊县人，万历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博学多才，毕生研究阳明心学，曾在绍兴阳明祠讲学。总纂过万历《嵊县志》，其弟子陶氏兄弟皆为文学家，陶望龄（1562—1609）还是发现徐渭这一奇才的伯乐。刘（1566—1626），字冲傅，号静重，乃周汝登众多弟子中较为出色的一位，其弟刘 （1568—1629）、刘垸（1574—1638）等皆为周的弟子。
　　沈国模（1575—1656），余姚人，明诸生，王派传人，曾参与刘宗周的证人讲会。而“三袁”是公安派的领军人物，其中尤以袁宏道的声望最高。
　　王畿是徐渭父亲徐 的表侄，徐渭正式的老师是王门学子季本（1485—1563），会稽人。徐在自已所作的年谱中说他28岁时师季长沙公，但他在年谱后面的“师类”中，位列第一的就是王畿。第三位才是季本。足见王畿在徐渭心目中的地位。当然，弟子不一定是传人，但徐渭在两位老师季本与王畿关于龙惕与自然的辩论中，在观点上明显倾向于王畿。至于王骥德（1540—1623）这一明代戏曲大家，则不但是绍兴人，更是徐渭的弟子。而对于王畿来说，则属于徒子徒孙了。
　　在中国思想史上，王阳明的影响虽然远大于王畿，但阳明先生毕竟只活了56岁。其晚年的精力主要用于军事斗争和镇压农民与少数民族起义上。而王畿比其师多活了30年，历经明朝自孝宗至神宗共5代皇帝，见多识广，一生重要精力皆专注于学术研究与讲学著书立说，桃李满天下，使王学成为明中晚期代替朱学而兴的思潮，开启了我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先河，在晚明的哲学、文学、经学乃至史学上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八月十五日，王畿去世，下葬于绍兴娄家坞。其亲戚与好友，隆庆状元张元忭（1538—1588）作《祭王龙溪先生文》，对王畿作出如下评价：
　　“惟先生早事门墙，微言密授，神解心承，直窥阃奥，何止升堂。”“数十年来，总持三教，狎主宗盟，江之左右， 之东西，或一聆其謦 ，辄兴叹于望洋，俾文成之脉绵延不绝者，实先生之表章也。”甚至说：“先生未死，文成犹生；先生死矣，文成其不复生也。”
　　这是对王畿一生事功与伟业的精确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