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日本留学所期望的内容，不仅是所关注的新知识，而是开拓具有欧洲意义上的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所教授的与此有所不同，鲁迅可能感到很失望。解剖学是医学院的基础科目。有研究者推断说，藤野先生对鲁迅的指导并不成功，因为他对鲁迅笔记的批改过于琐细，满纸丹黄烂然，使鲁迅觉得难堪；这所学校的教学是死记硬背，难以激发兴趣，课时长又辛苦，长期奔波于教室和宿舍之间，让鲁迅最后厌倦了医学。最让他心痛的是在留学日本期间观看幻灯片：一个中国人给俄军做侦探被日军捕获，正被砍头，一群身体强壮却心智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正津津有味地围观。日本学生拍手欢呼万岁，声震屋瓦。在 《呐喊·自序》里，鲁迅说：“凡是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此时，鲁迅深刻意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和国民性，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
　　如果把血管、肌肉看作现实社会的话，鲁迅往往也被评论者称为医生，更准确地说，是手握解剖刀的外科医生。他的文学主张与医学之间有象征性联系，这与他曾经学过医学不无关系。他本人就说过，他的小说的题材，大多采取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其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人们注意，从而加以治疗。这种类比式评论在鲁迅研究史上屡见不鲜。实际上，鲁迅发表作品之初，这就成为一般读者和评论者的鲜明印象。如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运用了日记和精神病人内心独白的方式，将他所想表达的内容发挥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还有《白光》 《长明灯》之类的小说。鲁迅翻译外国作品时有着独特的选择眼光，他于1921年翻译了俄国的短篇小说《医生》。
　　鲁迅所痛恨是不负责任的庸医，是把马马虎虎的医术拔高到玄学地位的所谓“儒医”。中国传统医学实践是人民大众经验积累而成，是有用的。鲁迅说：“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的积累下去，仍有草创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三十年代初，鲁迅翻译了日本人写的《药用植物》，包括药物160多种，其中不少药物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他希望借鉴外国人对中医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