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在对外交往方面，鲁迅是很有原则性的。当中日关系渐趋紧张时，日本当局想利用鲁迅在日本人民中间的巨大影响来做两件事，结果都碰了壁。
　　一是中日民航要通航了，日本方面希望鲁迅能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的记者来邀请他。鲁迅马上拒绝了。日本记者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马上回答说：“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
　　二是中日要无线电通信了，日本方面希望中国由鲁迅首先通话，日本方面确定的对象是著名的讽刺作家长谷川，考虑到长谷川是一位进步作家，鲁迅同意了。但说明他和长谷川通话中要问他：您近来为什么写得不多？对方一定会回答：想写的东西也不少，但也很难写。长谷川一定会问他：近来写得多不多？鲁迅也照对方的话回答：想写的东西也不少，但也很难写，彼此彼此。这样的对话当然不会令日本统治者满意，结果就取消了这一打算。
　　鲁迅去世的前夜表态：坚决拥扩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公开宣告：“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是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
　　在与日本文化人的谈话中，鲁迅旗帜鲜明地表示：“为解放我被压迫民族的同胞，纵令祖国———中华民国变成沙漠，也不能停止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种在外侮面前永不屈服的性格，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未改变。
　　三、鲁迅对汪精卫等汉奸的批判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鲁迅即撰文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随后，他又发表大量时事评论，揭穿汪、蒋高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进而，直接揭露汪精卫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1935年六、七月间，经汪精卫批准，何应钦同日方代表梅津商谈，缔结了卖国丧权的《何梅协定》。鲁迅密切关注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当《申报》发表徐道邻奉命写作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时，鲁迅愤慨地说，文章的作者“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友’之敌就是自已之敌，要代‘代’讨伐的，所以我看以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针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鲁迅愤怒地指出：“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已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日本人曾经这样描写汪精卫：从这位小白脸的青年，我马上就联想到“蚯蚓”来。因为蚯蚓之为物也，伸缩自在，忽缩忽伸，今弹此调，明奏他曲。这固然不失为汪精卫画相之一。但鲁迅给这位“蚯蚓”人物作了更为入木三分的描述：“今之名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账，从新做人比起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与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选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综观汪精卫一生，从刺摄政王到制造袁世凯，从追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宁、汉合流与蒋介石的争斗到被刺出洋，从西安事变投机回国到去日本东京磕头为止，其中曲伸变化，不正如鲁迅所言吗？
　　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还不是平常的花旦，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美人儿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住了老鸨婆；就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假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地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然而娼妓说自已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在这里，鲁迅把汪精卫喻为小丑、老鸨、花旦，从汪的所作所为来看，确实恰如其分。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后，口里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还说什么“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连陈公博都说汪拱手“送国”，胜过秦桧和李鸿章。抗战爆发后，汪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唱几句“抗战高调”，但实际上，他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汪公馆里充满了悲观失望的空气。陈壁君及其子女愁容满面，在“言谈中，对抗战即时常采取叽嘲讽刺的态度”，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可见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汪精卫死到临头时还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行辩解，说他组织伪政权是“不得已之手段”。由此可见，汪精卫之流所扮演的小丑、老鸨角色是何等的逼真。鲁迅刻划得又是多么形象，叫人“拍手叫绝”，又“恍然大悟”。
　　正如毛泽东评价鲁迅所说的那样：
　　“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四、鲁迅与日本反战者之间的友谊
　　鲁迅一生，始终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他不断地予以无情的揭露，愤怒的控诉和有力的批判，但他并不对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的文化“缺失”国民的劣根性，加以嗤笑和鄙薄。这正是作为中华民族之魂的宝贵性格和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博大胸怀与科学态度。
　　鲁迅接触过很多日本人，其中有的因不了解情况，有的怀有民族偏见，有的立场观点不同，向鲁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鲁迅总是分别不同情况，或进行说明，或予以拒绝，或严正驳斥，其出发点只有一个：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曾大力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儿媳柳原白莲，1931年来上海，通过内山完造，鲁迅会见了她。当鲁迅说了不少不满现实的话以后，柳原白莲问他：“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鲁迅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鲁迅是饱含着热泪说这番话的，可见他对祖国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1932年2月，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彥为配合日本政府的所谓“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来南京求见鲁迅，鲁迅一面拒绝通过政府渠道进行交流，一面提议交流两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并推荐了中国左翼青年作家高水平的作品给山本主编的日本《改造》杂志。山本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同意开展两国民间进步文化的交流。由于山本是日本有影响的作家，使鲁迅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事》和《我要骗人》等作品得以发表在《改造》杂志上，而正是这些作品曲折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