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开皇十一年（591），越国公杨素对始建于越王勾践七年（前490）的越都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使已经传承千年的古城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城市形态，由原来的“西城东郭”，改造为“内外城”结构，即“子城”在内，外筑“罗城”，一般称之为“套城”；二是在原来勾践小城的基础上，扩建为周长十里的“子城”；三是将原来的越大城（也称山阴大城）扩建成周四十五里的“罗城”。
　　自杨素修城以后，历隋、唐、五代至宋，在城市名称和空间结构形态上，一直没有发生过根本性变化，但对罗城的大小规模却有不同的说法。一种主张罗城（或称郡城、州城）周四十五里，另一种主张周二十四里，两者相去甚远，几乎相差一倍。尤其是明清以来的绍兴古城，以城墙为基础建成的环城路长13公里，这就让人坚信“二十四里”之说不可动摇。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许多古籍中记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读史方舆纪要》引《图经》曰：“郡城广四十五里，名罗城”。《肇域志》引《浙江》曰：“越过公杨素修郡大城，加广至周四十五里”。明万历《会稽县志·城池》和清嘉庆《山阴县志·城池》也采用四十五里说。此外，北宋毛维瞻作于治平元年（1061）的《新修城记》。明白写着州城“九千八百丈”，按宋代度制每丈3.12米，则合计六十一里。
　　过了九年，即宋神宗熙年三年（1070）为越州知府的沈立，在《越州图序》一文中提出新说：“今实计二十四里二百五十步”。同时又说：“罗城周围，旧管四十五里”，作者没有否认四十五里说，但他把“旧管”（管理范围）与“实计”区别开来。南宋嘉秦《会稽志》承沈立之说：“罗城周围二十四里二百五十。熙宁中，郡守沈立为《会稽图》 （应为“图序”）。其叙如此。而《旧经》云‘四十三里’者非也。“三”疑为“五”之误。
　　对上述引文进行考察，主“四十五里”者，大多出自《图经》，而《图经》出于唐及北宋，且常常为后来者所引用。“二十四里”者，则出自沈立《越州图序》，较之任何一种《图经》要晚得多。即使与越中最后一部图经，即大中祥符《越州图经》，也要晚出近七十年。虽然《图经》早已亡佚，但《图经》的成书年代（特别是唐代的图经）更接近于罗城的修筑年代，这一点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虽然沈立所说“二十四里”是一种“实计”，但没有理由加以否认。但客观地说，沈立的“二十四里”说，实际上已经否认了此前的“四十五里”说，但他无法否认后来一再出现的“四十五里”说。也就是说，宋代的沈立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元代的“四十五里”说。元至正十三年（1353），绍兴城大修竣工后，分别请当时两位名人写碑记：杨维桢是诸暨人，又做过钱清盐厂司令：黄 是义务人，做过诸暨判官。两人对绍兴城的情况，不可能不了解，写“四十五里”必定有所本。
　　为什么从隋朝杨素筑罗城，到元朝笃（一作秃）满贴穆尔修城的近九百年间，会反复出现“周四十五里”的记载？原因或许有三：其一，没有把子城计算在内。陈桥驿先生认为“据《方舆纪要》引《越州图经》，城周长大四十五里。但北宋沈立以为实际长度为二十四里二百五十步。这种差别，除了计算方法的某些不同外，主要是后者没有把罗城西部的子城算计在内。”由于子城西、北两面，都以种山为城，所以常常造成计算上的差异。其二，沈立《越州图序》把产生这样的原因，归咎于计算方法的不同。即“实计”与“旧管”的区别，这样是否就是建成区与管理区的区别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按“城周四十五里”说，管理区也是用城墙围起来的。其三，是不同时期城市规模的实际反映。从隋朝到元朝的近九百年间，绍兴的城市人口数量，据相关研究表明，一般都在十万以上，最多是超过二十五万，这无疑是城市规模扩大的原因。这种人口规模变化所引发的城市用地规模变化，是城市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有理由认为，城周四十五里也好，城周二十四里也好，都是绍兴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城市规模的实际反映。
　　那么“城周四十五里”是否实际存在呢？有以下发生在隋至元时期的三件事值得引起注意：
　　其一，唐末常喜门外有“白楼门”。绍兴历史上有十城门，市民耳熟能详，而“白楼门”却几乎无人知晓。《十国春秋·武肃王世家》写到钱 奉诏讨伐董昌时，特别提到董昌生性残忍，恣为诛戮，“越州白楼门外故行刑之地，守者恒闻鬼哭不绝”。而在绍兴地方志中，均无“白楼门”的记载，更无该门的确切位置。但据徐次铎《复湖议》载，州城西南隅的镜湖湖堤上，原有白楼堰、白楼闸等水利设施，白楼门可能在这一带。查嘉泰《会稽志》：白楼堰在山阴“县西四里常喜门外”，如果白楼门确实在这一带，那么，罗城的城墙便至常喜门外四里。如此说来，州城范围，远比“二十四里”说要大得多。又据嘉泰志载：北宋“宣和初，刘忠显治城，御方寇，尝稍缩其西南隅”，白楼门很可能在刘忠显收缩的范围之内，从此再也没有关于白楼门的任何记载。
　　其二，子城范围一度到达小隐山之东。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张伯玉主持修筑州城，毛维瞻为之作《新修城记》。这次修城，在北、南、西三面均有所拓展，即所谓“北因卧龙山，环而傅之，连延属于南，西抵于堙尾，凡长九千八百丈。”说明至此卧龙山已围入城内，“堙尾”在何处尚不可考，而向南延伸至何地，作者没有交代。但从后来陆游之父陆宰（1088~1148）所记的小隐山园被拆一事可知，越子城一直南延至小隐山园东面。嘉泰《会稽志》作如下记载：“小隐山园……少师陆公宰尝得之，以为别墅，作赋归堂、六友堂、遐观堂、秀发轩、放龟台、蜡屐亭、明秀亭、拄颊亭、抚松亭。会公改筑子城之东隅，今惟赋归堂、蜡屐亭存焉。”小隐山在今城西南约五里的镜湖中，如此规模的陆宰别墅，因“公改筑子城”而被迫拆除一大半。公家“改筑子城”的时间，可能在陆宰死后的南宋初年。嘉泰志成书于嘉泰元年（1201），陆游作序，其子陆子 参与修纂，有关子城拓展到小隐山东隅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州城“周四十五里”也是有依据的。
　　其三，西郊广规一乡围入城内。杨维桢、黄 之所以一致认定“城周四十五里”，是因为笃满帖穆尔修城时，是一种“增筑加广”行为，这在万历《绍兴符志》中有记载。而“增筑”部分。正好是北宋宣和年间刘忠显“稍缩”的范围，换句话说，这次修城恢复了原有规模。
　　以上三次变故，虽然时代不同，原因不同，但都事关“城周四十五”。更值得注意的是，三次扩城方向高度一致，即都在州城的西南隅，这就更能说明“城周四十五里”决非子虚，或许田野考古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