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文理学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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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奔“月”的自我宣示

   期次:第3期   作者:●孙可为   查看:86   

                  一
  《奔月》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写的历史小说,后收入《故事新编》中。
  该文发表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研究文字层出不穷。对其思想内容,有人认为是表现五四先驱者“英雄迟暮的心境”。这种见解比较流行,包括部分鲁迅研究专家也持类似观点。
  但在我看来,这种分析十分牵强,既不符作者的写作动机,更不符作品的实际,颇有“拔高”作品思想性的嫌疑。
  其实,这是一篇很“私人”的文字,具体反映的是鲁迅与许广平热恋中的一段心路历程,此外并无什么“微言大义”。
  鲁迅与许广平的交往始于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到1926年离京南下时,两人已“私定终身”。但对外却讳莫如深,一直竭力回避掩饰:1926年南下后,故意分处厦门、广州两地;1927年两人同在中山大学任教,特请好友许寿裳同住大钟楼单人宿舍;1928年两人到杭州旅游,请原来的学生许钦文陪住宾馆单间;即便最后在上海常年同居后,也仅有少数亲友知情,对一般人仍以分居二楼和三楼示之;直到海婴出世,才以《两地书》告白于天下。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许多“故事”。其中1926年的情况大致如下,原定两人分开二年,积点钱,再走到一起。但事实不如人意:厦门远离现实思想斗争,加上许广平不在身边,鲁迅感到落寞与“空洞”;外界陆续出现对他们恋情的议论,甚至有青年写诗隐射鲁迅夺走了他的女神“月亮”,引起鲁迅的愤怒;烦躁中的鲁迅始终得到许广平的安慰和鼓励,正好中山大学又邀请其前去任教,于是鲁迅决定打破分开两地的约定,奔向“月亮”许广平所在的广州。
  正是为了反映上述这种郁积于心的情绪和感受,特别是为了反击那位对“月亮”自作多情的青年,鲁迅将一点伶仃的历史传说铺排开来,成为一篇小说,这就是《奔月》。
                   二
  《奔月》的主人公是羿。关于羿,古籍记载中凸显的是“射九日”的英雄形象,其妻奔月一事仅片言只语。然鲁迅构思的《奔月》却舍本逐末,将射日伟业淡化为历史背景,重点展开羿家居生活中的无奈情景:他四处奔波劳顿,但是始终无猎可打,无法改善伙食,以致娇妻嫦娥一再埋怨,最后终于出走奔月。这样的处理,在《故事新编》中是很独特的,其他各篇小说的历史人物,如禹、老子、墨子、采微兄弟等等,生平重大活动都表现为小说的主要情节,只有羿是例外。
  为什么作这样的处理呢?就是为了曲折反映作者当时的境遇。
  众所周知,鲁迅是战斗惯了的人,到任何地方都不“安生”,当然大旨是为“立人”和“改造国民性”。日本留学时,几度改变专业,于穷困中介绍西方科学和弱小民族的反抗之学;回国初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以“拼命三郎”的姿态参与反对封建教育体制的“木瓜之役”;辛亥革命时,在家乡组织学生上街维持秩序,参与办报,指摘新政旧象;五四时期,更是大声“呐喊”,一发而不可收;嗣后,于荷戟独彷徨中坚持斗争,一面团结青年坚持新文学,一面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痛斥反动派制造“三·一八”惨案,以致为反动当局所忌恨而被迫离京南下厦门。
  到了厦门,情况大变,鲁迅因此深感“空洞”:一方面,当时的厦门缺乏现实斗争氛围,死气沉沉;加上自己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看古书,全无生人气,心理空空洞洞。另一方面,热恋中的许广平远在广州,使他十分想念和不安,他含蓄地给许写信说:“来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我的身体仿佛倒好……不过总有些无聊,有些不高兴,好像不能安居乐业似的……。”
  鲁迅虽然深感“空洞”,但一时又摆脱不了。首先因为那时的鲁迅,对于和许广平走到一起,还顾虑重重,怕各方面的流言影响自己在社会上的形象。其次是因为经济的制约,他说自己“其所以熬着者,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这两个原因,鲁迅自己概括过:“这些顾忌,大部分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正是这种既“空洞”又不得不“熬着”的状态,在鲁迅心境上涂了一层不轻松的色彩,投影到《奔月》中,便是羿无猎可打的落寞与无奈。
  有一种见解,认为羿的形象表现了五四先驱者“英雄迟暮的心境”,我认为不妥。首先,所谓“英雄迟暮”,应当是指英雄的主观因素,如意志、思维、体力等等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已经无所作为,辉煌不再。而作品中的羿并非如此,他仍然有充盈的射猎热情、满墙的各种射器、一箭中的的高超射技,突遇逢蒙暗箭,就干脆利落地把他制服,然后“哈哈”大笑,“跨上马,径自走了”。如此豪情,哪有“迟暮”之态?
  其次,考察作者当时的心绪,除环境使他感到“空洞”外,他的主观战斗意气并没有消减,他仍然关注着各地的现实斗争,随时准备投入,甚至已经酝酿了具体的计划。他说:“其实我也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这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当然也反映到创作中。试将《奔月》与前几年在“彷徨”期写的《在酒楼上》和《独孤者》加以比较。这几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有鲁迅自身的影子,但文中的主人公、魏连殳都以奉行理想始,以“模模糊糊”的颓唐终。而羿呢,如前所说,无论射猎、惩服暗算者、追上去奔月,都取积极的态度。因此,把“羿”提炼为“表现英雄迟暮”,显然是不确切的;把他与五四先驱者们的日后变化这样的大命题联系起来,则更显得牵强。
                三
  除了以羿的形象曲折表现当时自己的心境以外,鲁迅在作品的第二部分中,还以影射的手法反击了对他施行攻击的忘恩负义之徒和一些势利俗人。(下转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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